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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日军阵地迅速崩溃，但善于近战的日军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惨烈的战斗一直打到8月30日，日军第六军团被全部歼灭。
此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总共十万以上，够得上一场局部战争。苏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趾高气扬的凶焰，使日军大本营清醒地意识到“北进”并不像他们1919年打到伊尔库次克那么轻而易举，在战略的选择上必须贯彻“雷公打豆腐”的原则。
苏军获胜日军惨败后，苏日双方转入外交程式的边界谈判。苏军大部分兵力留驻蒙古，组成一个集团军(苏德战争爆发后，按苏军统一序列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主力驻扎在塔木察格布拉克，一部分兵力驻乌兰巴托。
二次大战显身手
二次大战显身手
蒙古人民军经过了哈拉哈河战役的洗礼，全军上下充满着战斗的豪情。1942年在苏德战争的战场上小试牛刀之后，于1945年，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大显身手。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迅速突破苏联的西部防线，长驱直入抵达苏联的腹地。苏联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全力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仅在1941年就捐献了一百四十节火车车厢的价值六千五百万图格里克的物资，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二百五十万图格里克、十万美元及三百千克黄金。苏联利用这些资金和蒙古人民直接的现金捐献，购置了五十三辆坦克和一个航空大队的飞机。蒙古标号的坦克编入苏军近卫坦克第一百一十二旅，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在苏空军近卫航空兵第二团的编制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1941—1942年，蒙古人民还送给苏军三万五千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德军进抵莫斯科城郊，苏联军民英勇保卫首都的危急情况下，蒙古人民军派出两个骑兵团，直接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战役。第一骑兵团团长为丹纳多济，第二团团长为阿尔拜格，他们都是苏联伊尔库次克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曾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两个团总共兵力一万多人，配备了最好的马匹和精良的马刀及自动步枪，于1942年2月1日，乘坐一列专用火车向苏联腹地飞驰。
这时，苏联红军已顶住了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转入了局部反击，并在筹划向德军发起总攻。蒙古两个骑兵团团长到达苏军总参谋部，见到了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之后，决定将这两个团编入西方面军科涅夫上将指挥的部队。他们到达前线，正值总攻将要开始，科涅夫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骑兵机动、灵活，可以脱离后方作战的特点，绕过敌人的炮兵和坦克阵地，从侧面楔入敌人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发起猛攻。
总攻开始，蒙古两个骑兵团犹如猛虎下山，骑着慓悍的骏马，挥舞着马刀，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军正在运动的坦克和炮兵，从侧背冲向敌阵。尤其是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蒙古骑兵团的兵力虽小，但使正在后退的德军一时陷于混乱，正面苏军得以迅速推进。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夫上将高兴地称赞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蒙古骑兵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945年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政府也同时宣布对日开战。百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其中主攻方向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蒙古东部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为中心，向两翼扇面形展开，齐头并进。蒙古军队第五、六、七、八总共四个骑兵师，被编在方面军右翼的第十七集团军的右侧，越过蒙古东南部的无水草原和部分沙漠戈壁，向中国境内多伦到张北一线的日军和内蒙古德王的伪军发起进攻。
蒙古经过战时动员，军事力量增长到八万至十万人，动员能力已达到其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就是说只要能上前线的青年人都参军了。虽然武器装备都是苏联供应，但吃穿用对蒙古国民经济来讲也是沉重负担。好在进攻发展神速，只用了八天就占领了张北、多伦和赤峰。
蒙军的英勇作战，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当时担任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后曾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扎哈罗夫元帅，在其主编的《结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蒙军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实施的进攻，具有重大的战役意义。它切断了日本在满洲和华北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华北，敌人配置了预定调往满洲的重兵集团。
敌人无论如何也未预料到，苏蒙军队会从察哈尔沙漠实施如此沉重和迅猛的突击，致使关东军指挥部陷于这般境地。可是，苏蒙骑兵(按：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一个第五十九骑兵师)却越过无水的沙漠和盐碱地实施了这样的突击。这次沿沙漠草原实施的机动，打乱了日军指挥部的计划，使其无法在这里组织可靠的防御。
蒙军官兵是天生的骑兵。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明显的方位物，没有村镇，稀疏的水井，灼人的阳光，这就是蒙古人的故乡景象。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爱马的习惯，并代代相传；入伍后，他们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实施长距离的行军。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一周驰骋六七百公里，对蒙古战士来说是很普通的现象。
扎哈罗夫接着描写蒙古骑兵前赴后继强渡山洪滚滚的河流的动人情景。如果苏联人不是对“黄祸”代代禁忌，扎哈罗夫说不定会称赞蒙古骑兵战士不愧为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9月14日，为了表彰蒙古军队在远东战役中的重大贡献，授予蒙古人民军二十一名将军和军官以苏联勋章。这批将军和军官，后来都成为蒙军的中上层骨干。一直到70年代初，蒙军领导人还是这些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和“远东战役”的英雄。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1）
第四章 “有限主权”的枷锁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