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第22章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外交场合，在民间国际交流中，经常看到某些批评、某些挑衅，经常有中方人士这样激愤反问：你要我们怎样做才能满意？

　　搞外交，并不是某些“棒槌”想象的那样，未必是佛陀一样的不形之于色，大多数时间也并非酒杯亲善，就像20世纪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题材”电影，把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场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象涂抹一番，说一些欧化句式，哼哼哈哈，整个肉麻了得。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国代表脸上悠悠地喷烟，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总理在以色列领导人面前愤而离席，可以看到克林顿面对日本学生鲁莽的问题显示出的窘态，可以看到鲍威尔讲话指责南部非洲内政问题时国际会场的惊讶的尖叫和激动的抗议（甚至还有要上台扭打的冲动表现），可以看到卡洛斯国王打断查韦斯“你为什么不闭嘴”，看到当年的纳赛尔像呵斥小孩子一样呵斥卡扎菲上校和侯赛因国王。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情感抉择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规律，爱显示自己见识广的装蒜“高人”从来认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这不对的，国与国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点，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就是。虽然现在大家批评这个法则很野蛮，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了，事实上，国际关系上，以“温情”之壳行使冷酷野蛮之实的事，倒是比比皆是。看看《卢旺达饭店》，不就是这样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对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级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国通，他们跟我们的领导人打交道，喜欢说一些家常话，比如这样的话：我们是向着你们的，其实我们特理解你们，理解阁下的职务压力（这是特别聪明的西方信使的口头禅，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这里面的善意成分，因为当年，他们对乌干达的伊迪?阿明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有国会，我们给国会、给少数党领袖面子上得有个交待，所以我们得现实一点，你们担待一点，……诸如此类。

　　早些年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切磋的时候，可不可以如法炮制呢？可不可以也这样说：我们特别不愿意这么做，可是我们国内的民意汹涌啊，人民提高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你看，这回你们就担待一点吧。

　　所以，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又想起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有条件决裂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果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

　　再说到情感选择，其实是人类交往中极其高端的形式。我们经常看到生意场上，老总之间闹掰了，会扔下一句话：你算计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在玩我！这里，生物性的反应可以暂时压倒一切。这种反应，也可以是决定性的。

　　国际间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我觉得中国网民对这个人的评判并不幼稚。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发表了一些乱弹中国的讲话，比如“把婴儿放到水里煮”，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就不会把水平放到他的层次的，甚至还以友善的态度来打趣。但是萨科齐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机会主义，他的玩法，连在生意场上都无法容忍，以民间经验来回击他，惩罚整个法国，并不低级。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里有个“发贱鬼”，客人话语温和地向他讨茶喝，他会跳着脚骂人；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他讨饶，不但有茶，点心也拿出来了。萨科齐就有点像那个“发贱鬼”。不把他彻底教训一回——就像诗人王琪博常说的黑社会原理：要弄就弄痛！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不这样，一定于事无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能不能显得骄傲一点呢？能不能使用“惩罚”这个词呢？能不能搞一点中国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于承担一定的折耗呢？记得在最蜜月最“开放至上”的年代，我们都敢于把卖台湾潜艇的荷兰惩办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十六、萨科齐见达 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这次萨科齐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没去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议，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会是德国，一会是法国，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日本，一会是他们的中央政府，一会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反正总是有一个冒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给中国添恶心；而中国的回应呢，一如既往，都是为了对这个冒出来的表示抗议，而大给其他人好处，似乎是想起到某种激励作用。可是长期看下来，他们当中这个冒出来的，始终在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后天是丙，几圈下来，一个不拉，全都大大地捞到了好处，没有一个真正是受到惩罚的，你说他们是串通好了轮流来的，都一点不过分。而中国这种给其他人更多好处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激励作用？我看是什么激励作用都没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别人当猴耍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国家对于遏制中国，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不可能用这种类似于幼儿园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进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实际力量，他们虽然力图遏制我们，却也不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还得跟我们做生意，同理，以我们今天的实力，也还得跟他们做生意，我们还不具备跟他们全面翻脸的实力。对于他们给我们添恶心的回应，要么是直接惩罚那个国家，如果惩罚有困难，则只能先不理会，但决不应该用奖励其他西方国家的办法去回应。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买美国或欧洲的大飞机，既然不得不买，我们就没有以不买西方国家大飞机来惩罚他们的能力，那我们也就没必要以买谁的大飞机来作为外交杠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应该完全不考虑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们今天说美国惹了我们，所以去买空客，明天又说欧洲惹了我们，所以去买波音，几个轮次下来，他们还可以借所谓的政治上“友好”而抬价，我们自己却成了傻瓜。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呢？难道就是不回应吗？我认为，可以有很多的着眼于长远的回应。首先，我们应该让中国国民清楚地了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样利用了他们的技术优势欺凌我们的，我们要不受他们欺凌，就必须把自己的产业技术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自己的先进燃气轮机，自己的先进的数控机床，自己的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等等。其次，我们的主流媒体，早就应该停止对于西方人的美化、神话了，早就该告诉国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国的电视早就应该告诉中国人：巴黎的地铁、巴黎的街道有多么肮脏，这一切有很多中国民间的“普通”驴友所拍摄的照片为证。而这一切都反映了法国人素质的低下，以此作为对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达赖抛媚眼的回应，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丢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们中间有哪个大善人是对中国更好一点的，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十年前就写过《光荣孤立论》，那里面的思想今天仍旧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一切回应，都不是直接针对外国，而是着眼于练自己的内功，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

　　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