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98章

　　有一段时间，藤原氏通过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尚能保持势力均衡。最后，大封建主源赖朝起兵获胜。1192年，他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幕府首领，赖朝是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负责国家的内外防御。他在镰仓扎下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统制全国，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在赖朝幕府时期，蒙古人曾分别于1274和1281年两次试国侵入日本。蒙古人两次登陆时，均遭到日本人的奋力抵抗，并为随后的大风暴所击溃，团为大风暴给了远征军以毁灭性的破坏。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得救是由于神灵的干预，故称这些大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天皇朝廷的密谋以及武士阶层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赖朝幕府覆灭。其时，足利家族获得幕府将军称号，不过，他们的权力从未远远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余地区，地方封建主们在竭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出现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称为"大名"。16世纪初，大名有数百之多，个个都在试图获得对整个日本的霸权。将近这一世纪末，织田信长（1532－1582年）经过对相竞争的大名和独立的佛教团体的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继承织田的是其最能干的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丰臣原为农夫的儿子，步兵出身；是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仅统一全国，还分别于1592和1597年两次派远征军入侵大陆，旨在征服中国。1598年，丰臣去世，使第二次远征撤兵告退。经过短期争斗，德川家康继承丰臣，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

　　七、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形胜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幕府大本营先建在江户，后设于东京。大名须定期到大本营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领地时，要留下妻、子，作为人质。德川幕府还限制大名修筑城堡，对每个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数目，也加以限制。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11/4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地主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来说，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由这些事件[欧洲扩张]产生的所有商业利益已沉没。失却在它们所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尊敬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