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空 阅读记录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根据刘次沅提交于“工程”的报告可知，在《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发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后，“既”在标准月相之后，“旁”在“既”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用张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结合“岁在鹑火”和“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果。这三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由于岁星在鹑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对利簋铭文的解释。考虑到考古学方面的结论，刘次沅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更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西周金文历谱研究”专题的天文学家陈久金，根据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金文历谱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年代值，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就两个结果而言，江晓原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说，与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虽然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不少争议，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不仅与刘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正相符合，且与金文历谱的衔接也较好，同时与《武成》等历日及伶州鸠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厦的构筑，正是根置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那么，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如何推算而出的呢？
第九章 西周王朝的兴衰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9夷王—10厉王—共和元年
|
8孝王
西周年代学，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课题由长期主持丰镐镐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一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惟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自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人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1992年10月16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此前已有过合作发掘）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7组15座，车马坑2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5组10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5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5座，晋侯夫人5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自遗址发现10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继1992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晋共历十一侯，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
7厘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侯费王—11文侯仇
|
10殇叔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滑等诸侯王，或被杀，或被虏，八五八书房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皆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一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30米，共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夫人墓。鉴于晋侯墓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立了“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并由晋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主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