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兵法》第31章

　　和砷却说：“陛下您身为一国之主，每日都要为国家大事费心劳神，得不到一点休息，如果我还天天说些烦心事，那您这皇帝做得还有什么乐趣呢？”乾隆耳根子一软，便饶了和坤。

　　爱美人更爱江山

　　如果一朝富贵，那么所处的环境就会迥然不同了。刘邦曾经是个三尺布衣，穷得很。等他打败项羽，自己做了皇帝，身在万万人之上。境遇就阔绰多了。不但有人侍候着自己的衣食起居，而且还会有许多天下美女争相献色，只想能讨得他的欢心便别无所求了。打了半辈子的仗，如今美女上门，怎么能不怦然心动，享乐一番呢？这也不为过。但是如果从此成性，乐此不疲，荒废朝政，那就是大大的失误了。各朝备代的末期之国，多半是和国君的贪图酒色脱不了关系的。

　　金钱和美女，男人都垂涎三尺，为政的男人更可以轻松获取。但是，万事都讲究一个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如果贪心太盛，对金钱和美女总是如饥似渴，那么不但不会从中吸取从政的动力，还会分散消解你的意志力和活力，使你变得头脑迟钝简单，缺乏进取心和创造力，慢慢失掉自己眼前的荣誉和地位。既廉洁，又寡欲，这样才会有所作为。

　　一辈子做好事的人

　　吴玉章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始终都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人民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吴玉章常常说：我时时觉得对国家、社会贡献得太少，不敢不力求进步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厚爱。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高标准地要求，而自己的生活却是低标准的。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装文件的小皮箱，以及延安时期组织上发的一件粗呢衣服和一件皮袄，一直用到去世时。他接待外宾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解放后翻改又穿上。平时接待客人，需要衣着整齐一点，一回到家，他总是只穿旧衣服。他的内衣、袜子都是补丁加补丁，使用了多年。一条毛巾使用无法再用了，还舍不得换新的。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建国后，吴玉章一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按规定每月发给他办公费和科研费，他都坚决退回。他曾专门告诉科学院秘书长，以后停发他的科研费，理由是“我不需要”。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只收取一次稿费，转载的稿费一律不收。就是所收稿费，也总是用来抚养烈士子女，或接济有困难的同志。合作化后，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急需抽水机，吴玉章得知后，马上自己花钱买了抽水机送去，以表示自己对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支持。至于外宾送的礼品，不论大小，都一律交公。他解释说：这不是送给我的，而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他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庆祝吴老六十寿辰时所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人民，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这正是对吴玉章同志人品风格的最好评价。这个评价成为高尚道德标准的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为了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与人民的自由，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与敌人做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与敌人的战斗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发挥古代兵法精髓的战术，给与敌人沉重的打击。每次战斗胜利之后，他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碗红烧肉。但是，即便是这一碗红烧肉，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身边的人：我的这种生活是不是太奢侈了？旁边的人经常是一边摇头，一边暗暗落泪。就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毫不贪心，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才使我们战胜了一切敌人，并使这种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廉生威俭生信

　　廉。即是清白高洁，不贪心。屈原在《楚辞》中说：“吁嗟默默合，谁知吾之廉贞？”廉，俭约，便宜。《淮南子》中说：“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用廉来评价人，含正直、清廉、公平之意。古代为官的人，有少数能够认识到，廉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品质，它还可以演化出一种作风，养成一种风气，成为一种统御方法。古语云：吏不畏否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廉则威。统御者从自身做起，自身清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必然提高统御效率。正因为廉有如此大的作用，中国古代才把廉作为好官的主要标准。《三国志·李通传》中记载，司马懿曾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勘，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当作为官的首要条件。南宋吕祖廉在《杀莱昂大史别集》中又提出：“当官之洁惟有三事：日清、曰慎、曰勤。”还是清廉在先。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的确有些为政者以清廉、公正、无私为本，以廉生威，拨乱反正，造福一方，赢得人民信赖的。历史上的包拯就是其中之一。

　　包拯一生清廉俭朴。史书上说包拯后来虽然做了大官，地位很高，但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吃的东西，都和他作布衣平民时没有什么两样。他被任命为陕西转道使后，本来应该穿上绘有新等级标志的“章眼”上任，以示尊荣。而他可倒好，穿着原来的衣服就赴任去了。宋仁宗听后，十分赞赏，特地差人骑快马去追包拯，把三品图致的章服赐给包拯。端州盛产砚石，早在隋唐之际端砚就久负盛名。历任官员在向朝廷交纳砚台时都要借机勒索，额外增加数量，加重人民负担，结果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一改旧习，命砚工按进贡数量制作，自己一块不留，此举深受百姓欢迎。包拯离任时，砚工特地精制了一方好砚送给他作为纪念，他婉言谢绝，“不待一砚归”。包拯一生所为正如自己所言：“清心为治本，直道身谋。一晚年时，为教育后代，留下遗训说：“后世子孙世宦有犯赃滥者，不得归放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以清正廉明为本，逐渐形成巨大威势。史书记载说：“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难，好比黄河清，童稚好人，亦知其名，呼日，一包待制”。当时的京师所在地开封府有传语说包拯好比阳间的阎罗，谁想买通关节，走走“后门”，以长徇私情，搞点“不正之风”，那谁的官也就甭想再当了。他七次上奏皇上，要求严惩酷交王逵，终达目的；他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也敢于指责官位煊赫的国戚。宋仁宗的叔岳父张尧住身为宰相，搞得民困国穷，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搬掉这个祸害，一而再，再而三，上奏弹劾，迫使宋仁宗免去张的要职。包拯所做的一切，自然赢得人民的敬意。来神宗时，西羌有一个将领于龙呵归附宋朝，他京师朝见皇上时，要求皇帝赐给他包拯的姓。开封府署旁有一块题名碑，凡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都在碑上刻下姓名和任职时间。包公曾任开封府尹一年多，也刻了上去。南宋时周密曾说开封府尹题名碑上的包拯二字：“为人所指，指痕甚深。”这是因为人民喜爱他，凡是到此地来的人，为表达敬慕之情，都愿用手指抚摸包拯二字所造成的。现在这块碑石还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为官的都清政廉明，不贪心，那么整个国家的政治也就搞上去了，经济实力也强盛了。盛唐时国力强盛，回族来朝，盛况空前，靠的就是一个“廉”字。在现代社会，这个道理仍然有用，而且作用更大，甚至连西方的从政者也取悉此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立国必须廉政”。李光耀本人带头廉政，住房和汽车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有许多政敌反对他，攻击他，但没有一个说他贪污、腐化。政府中有……名部长，是新加坡政界的元老之一，与李光耀有很深的私交。当人们揭发这名部长有贪污嫌疑，他找到李，希望李能保护他。李光耀却说：我要保护你，我这个党就站不住了。最后，这名部长在上法庭之前自杀了。李光耀就是靠着廉洁赢得了威信和民心，使新加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

　　领导人的学问

　　有成就的领导者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掌握自己的心境，约束自己的言行。他们无论受到什么刺激，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不产生冲动行为。必要时能节制自己的需要，忍受身心的苦痛和不幸，克制自己的各种消极情绪，表现出高度的忍耐性、纪律性、组织性，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忍让克己。法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成就的人，他必须能如歌德所说，知道控制自己。”

　　《论语》中说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这个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领导者应该牢牢记住的。因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会起到带动或懈怠部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