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11章

　　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茅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4]。

　　没有住处，睡到“教堂车房里”的经国，是他献身苏维埃祖国的第一课。“劳其筋骨”，斯大林好象颇懂中国孟轲的大道理。

　　沙弗亚老农妇的慈爱，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相信，这是经国第一次感到人性光辉的温暖时刻。沙弗亚终于成了他的好朋友，那草屋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向村中顽固派的领袖，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他的结论：“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

　　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果然，经国的处境大变，他的领袖气质，使他免于劳力之苦，放弃耕种，专职为农民接洽土地贷款，购置农具等任务，且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

　　苏维埃农民，本质上，和中国农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农民，纯朴忠厚的性格，有其共同之处。唱高调、喊主义，没有用的。只有行动实践，才能赢取信任。

　　真实体验中，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劳改期满，当他离开石可夫时，当地农民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离别场面，生动感人，更富戏剧性。他写着：

　　“草屋门外面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5]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妇，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到村庄来，探望这位老妇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着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6]调子凄惋，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难之交，超过手足。可惜，火灾遇难，他买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里，为他做了坟。

　　他自己节节高升，的表管理当局参加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和工人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工资问题，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工作，为五年经济计划的推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Heavy fn-Dustry Daily）的主编。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药，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妇，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9]，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妇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10]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