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汉风再起》第一五三章 齐日之争

　　[[第一五三章 齐日之争

　　1674年3月12日，日本，江户。

　　从1633到1639年，日本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先后五次发布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即锁国令），开启了日本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时期，这些禁令不只禁绝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进入日本，也同时禁止日本人任意出海。

　　当然日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并非完全中止，但仅允许与特定对象进行，包括与荷兰人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而明人在长崎亦有贸易来往。此外对马藩与朝鲜、萨摩藩与琉球国以及松前藩与虾夷亦有贸易往来。

　　及至万治元年（1658年），齐国通过萨摩战争，随后也获得了与日本直接贸易的权利，但范围与荷兰、大明一样，被限制在长崎。

　　但就商业活动而言，德川幕府一开始并未对明人、齐人设下太多的限制。不过，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和人员出入的频繁，在宽文十年（1670年），德川幕府在长崎市内兴建了两座大约八千坪（日本面积计量单位，1坪约等于3.3057平方米）的专属聚居区，专供上述两国商人和家属居住。因为两国皆属华夏文明，故而均称之为“唐人屋敷”。

　　“唐人屋敷”四面用墙围起，为了顺应华人的风俗，其中还设置了天后宫，妈祖庙、观音堂和土地公庙等宗教设施。

　　幕府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有效地管理明国和齐国商人外，也是要防止天主教信仰通过别的渠道，渗入日本民间。幕府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天主教传教士在大明境内也是动作频频，结交士人，传播教义，发展信徒；齐国虽然对天主教的传播施以一定的管制和约束，但并未彻底禁绝。因此，幕府禁止一般民众与两国在日商人进行接触，只有极少数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能够例外。

　　同明国和齐国商人一样在长崎活动的，还有来自欧洲的荷兰人。在西、葡两国商人和传教士被赶出日本后，荷兰人便取代了他们，成为德川幕府合作的对象。之所以被选中，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传教的兴趣不大，一心只想从事贸易，因而获得德川幕府的信任。

　　即便如此，日本对这群金发碧眼、长相迥异的外国人，仍然心存怀疑。由于担心荷兰人生事，早在1641年，幕府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从原来的贸易港平户，全数移居到长崎外海的那座人工岛屿--出岛。

　　在出岛上，除了通往大海的水门外，只有一个连接日本本土的出口。而且，幕府规定荷兰人必须待在里头，不能任意离开。此外，除了官员、翻译和妓女等少数人外，普通日本人皆不能任意进入出岛。

　　不过，荷兰人有个可以定期离开出岛的机会。按照幕府规定，荷兰人除了在长崎从事贸易外，还必须定期造访江户，为幕府提供海外情报。用后世的说法，荷兰人等于扮演了幕府的世界各地特派记者角色。

　　借着这个渠道，“锁国”转态下的幕府能够实时掌握外面世界的动向，特别是来自南洋和欧洲的消息。

　　原幕府老中阿部忠秋跪坐在软塌上，微闭着双眼，似睡非睡的模样，半响没有任何反应，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高级经理格勒内·沃德盯着他看了半天，一度怀疑这个已经年过七十的日本老头是否在听自己的讲述，不由狐疑地看向一侧的翻译。

　　“……非常感谢沃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有关欧洲的消息。”阿部忠秋睁开了眼睛，微笑着向沃德点点头，“我希望你们荷兰最终可以战胜法国，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对于你们与我们日本展开的贸易往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给予你们专属权利。如此，你们可不必太过担心。……对了，你们于南洋地区经营日久，想必对齐国是比较了解吧。可否与我说说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形？”

　　“齐国？……你想了解齐国哪方面的事务？”沃德听到这个问题，颇为意外地看着阿部忠秋。

　　目前，在整个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中，若是论市场份额的话，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当属明国，齐国次之，荷兰最少。当然，这些数据是官方的统计，还未算上齐国主导的琉球、萨摩、长州和云州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加上这些非正常贸易途径，齐国对日贸易额，很有可能会稍稍超过明国的贸易总量。

　　按理说，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身为幕府大将军此前最为重要的辅臣，阿部忠秋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因而，沃德对他的问话，感到几分意外。

　　“说说齐国的军事力量吧。”阿部忠秋笑着说道：“这个国家若是与他国发生战争，大概可以动员多少军队？”

　　“呃……”沃德想了想，端起矮几上的茶杯，一口喝下，然后舔了舔嘴唇，“齐国拥有远东地区数量最多、战力最强的海上力量。据我们东印度公司估算，齐国海军的人数规模在两万四千人上下，最少装备了七十到八十艘专业战舰，嗯，也有可能会达到一百艘。其中配备四十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大概有四十艘左右，配备76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就有十艘。另外，他们国内还有数百艘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商船。若是战争规模扩大，我相信，以齐国的动员机制，这些武装商船会以最快的速度被征用为作战船只。”

　　“也就是说，齐国一旦与他国发生战争，他们可以出动数百艘大中型武装船只？”阿部忠秋有些动容。

　　“理论上是这样的。”沃德笑着说道：“但我认为，在整个远东地区，甚至在广阔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齐国仅凭借他们海军的战力，就足以击败任何国家和地方势力发起的海上挑战。是的，齐国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能力。”

　　“……”阿部忠秋半响不语，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那……，那他们的陆军呢？”

　　“哦，相较于齐国的海军，他们的陆军规模就显得有些袖珍了。齐国的陆军人数不会超过一万，可能在七八千左右。”沃德说道：“但他们的陆军训练有素，战斗力非常高。据说，他们的火枪兵每年都会进行最少三十发弹丸以上的实弹射击训练。要知道，在我们欧洲，许多国家的士兵每年实弹射击训练标准根本没有这么高。嗯，能超过十发铅弹，就已经算是超高标准训练了。”

　　欧洲的火枪实弹射击训练标准，别说在17世纪比较低，就是到了19世纪初，军事技术大为进步的时代，也没有多大提高幅度。1805年前后，沙俄士兵普遍领到的铅弹是按照每人每年消耗3发子弹的标准发放，只有需要精确射击的猎兵每年才能拿到6发铅弹。

　　拿破仑横扫欧洲后，沙俄才一咬牙在1808年重新制定射击标准，规定“近卫团和常规团，按照前两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5发铅弹，第三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8发铅弹”的标准进行实弹训练。

　　而拿破仑军团的训练标准也强不到哪里去，法军平时每年也只进行6发实弹射击训练。普鲁士人更小气，一个团（人数大概在1700人左右）一年的实弹射击铅弹数量是4125发。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陆军，通常会在战前临时抱佛脚进行突击训练，把子弹训练量加大到数十发。

　　至于此时的日本军队，火器当然也有，但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技术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至还不如太阁时期（丰臣秀吉）。

　　要不然，发生在十六前的齐萨战争，也不至于让幕府大为震动。一个西南强藩，在齐国面前，竟然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从对方登陆鹿儿岛，到迫使萨摩藩投降，前后历时不到半个月，而且战损也是微乎其微。

　　齐国强大的炮舰，犀利的火器，一边倒的战局，都让旁观战事的幕府暗暗心惊。以至于，后来齐国再来江户交涉通商事宜时，幕府很快转变态度，非常干脆的同意了，并给予他们和明人、荷兰人同等的贸易条件。

　　当然，对于火器所表现出来的威力，幕府也只是稍稍“心惊”而已，倒不至于因此怕了齐国。因为，在他们看来，火器对战仿若弓箭，临阵不过三矢。若是武士勇悍，付出些许伤亡，只要冲至近前，那最后还是要靠刀剑来解决彼此间的胜负。

　　说来可笑，幕府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主要是日本已经承平多年，距离最近的战争还是七十多年前发生的文禄庆长之役（即万历朝鲜战争），再加上锁国日久，对于火器的应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熟悉了。

　　“哦，齐国仅有不到一万人的陆军。”当阿部忠秋听到沃德的话语后，表情稍稍有些放松。齐国之强，所凭不过是海上巨舰大炮而已。

　　如此，我日本倒也无须担心在本土之上遭到齐国的威胁。

　　阿部忠秋早在宽文六年（1666年）便从老中退任，已不再视事，逐渐淡出幕府权力中心。但去年十月，他闻知，齐国鸿胪寺少卿率团访问日本，在觐见征夷大将军德川家纲时，提出要日本在现有的长崎港之外，再增加若干通商口岸，以便更好地促进日齐两国之间贸易。

　　对此，德川家纲直接予以当面拒绝，并表示“锁国令”乃是幕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不容任何更改。另外，将军大人还对齐国暗中操纵的琉球、萨摩、长州和虾夷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予以严厉申斥，要求齐国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未经幕府允许的贸易行为。

　　据说，在会商过程中，双方的态度都表现得非常激烈，氛围也是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为了维护将军的尊严和幕府的威信，德川家纲一度向齐国人发出威胁，声言会对上述“非正规贸易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届时，那些被幕府擒获的“非法贸易商人”，会被视同海盗，将被处以极刑。

　　幕府对齐国贸易的限制和走私行为的痛恨，盖因双方持续扩大的不对等贸易活动中，已使得日本白银外流速度骤然加快，远超二十多年前。

　　大量白银的输出给幕府铸造银币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幕府铸币的困难对于国内的市场和经济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曾几何时，日本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之一，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出产的白银数量巨大。粗略估计，在16世纪至17世纪，日本所产白银就占了世界产量的20%，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人是坐在“金山银山”上的国家。

　　有了钱，自然是买买买。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也很大，“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据保守估计，从1600年到1647年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在7000万两到一亿两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向大明。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7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银矿逐渐枯竭，白银存量也随之急剧减少，以至于影响到幕府对日本的统治和管理，这一点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从17世纪中叶开始，幕府除了继续加大“锁国令”的执行外，还开始采取严格措施控制白银的外流，宽文十一年（1671年），幕府颁布了市法-商法，并于次年正式施行。

　　去年一月，幕府又规定了每年输入日本的外国商品的价值，即“中国商船4000贯目，齐国3000贯目，荷兰商船2000贯目，共计9000贯目（33750公斤，折合约90万两）白银。”

　　既然日本规定了进口总额，那么各国输入日本市场的商品数量自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些游离于幕府控制下的各种走私贸易，便成为德川幕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对齐国于外贸方面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也就成了德川家纲不得不做出的合理选择。

　　作为昔日辅政老中，阿部忠秋对齐国是有一定了解的。他非常担心，因为在贸易方面的争端，会激起这个海上强国的强烈反应，甚至很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战争。

　　因而，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例行拜访幕府，通报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消息时，他特意将格勒内·沃德召到府上，询问有关齐国军事实力方面的情报。

　　“你们日本会跟齐国发生战争吗？”

　　就算是再政治白痴，沃德也明白对方这般打听齐国军事实力所隐含的意义。因而，在临走之前，他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阿部忠秋摇了摇头，“我们和齐国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一切将取决于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