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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位还有另一种吸引力。当时我在军队已呆了10年多，估计到我的军事生涯结束时，作为一名工商管理学硕士会比一名西欧政治制度方面的专家在市场上机会更多一些。
1969年1月22日，陆军包机P2102航班降落在夏威夷的希克汉姆机场，即檀香山国际机场划归军用的那一边。休假，上帝赐给的休假啊!我走下飞机，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家人。这一切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已在海利库拉尼饭店预定了房间，给阿尔玛及孩子们买了机票，还租了一辆车等候。顺走廊进入机场大楼时，可以看到前面好多家属探身翘首，极力在寻找熟悉的面孔。接着，我听到一串美妙无比的尖声呼唤：“爸爸!爸爸!爸爸!”小迈克这时已快6岁了，正拼命朝我冲过来。3岁的琳达脚步蹒跚地跟在后面。他俩每人抱住我一条腿，死也不松手。他们的小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那种感觉是我感受过的最快乐的一种感觉。
接下去几天我们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事。我们去了海滩，我试图教迈克冲浪（好像我会似的）。我们参观了《夏威夷》这部片子拍摄的村庄，去了动物园，看了海豚表演，还去看了间歇泉的喷口。不定在什么时间，太平洋那蔚蓝色的海水便会穿过岩石从该处喷涌而出。我和阿尔玛只单独出去了一个晚上。我们设法找了个人临时照管孩子，然后去参加在鲁西堡举行的夏威夷宴会。在国际市场，我们听了唐霍的演唱。他一定给每个能有幸去夏威夷度假的士兵都唱过《小泡泡》。之后好几周内，这支曲子一直回响在我脑海中（“小泡泡，在酒里，小泡泡让你真惬意……”）。
假期终于要结束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若无其事地送孩子上了床，就好像他们在家里一样。然后，我和阿尔玛走出房间坐在迷人的夏威夷夜空下。越南纵有万里之遥，可一上飞机也就到了。我没有谈过去6个月的事，阿尔玛也没问。通常职业军人与妻子之间都是这样。感谢上帝，阿尔玛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样属于军队的军人妻子，喜欢谈军队的事情。那些人知道谁提前晋升了，谁未被提升，谁得到了好差事，谁又升到顶再也上不去了。阿尔玛从不为这种职业政治瞎操心。她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抚育孩子，让我高兴，并且在我们所服过役的所有兵营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夜里，我们谈的话题是孩子。我第一次从越南回国时，迈克过了好长时间才熟悉我。接着，4年之后，我又不住在家了。我们在夏威夷仅共同度过了几天的时光，而我又将离去。我不愿意在孩子们心目中成为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那种父亲，因此期望阿尔玛能起到超出一般母亲的稳定家庭的作用。从各种迹象来看，这方面她的作用发挥得相当出色。
第六章重赴越南(7)
午夜时分，陆军一辆轿车停在饭店门外，我短暂的家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呆在兵营的办公室里，突然得到通知，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监察主任派人来找我。在陆军里，接到这种消息，不亚于听到国内税务局的人要来查你的账。调查员口风甚紧，态度也不明朗；他不肯吐露来访的目的，问及我的姓名、军衔、职位及在师里的职责时，还用一台老式开盘式录音机录了下来。他具体什么也不解释，只是一股劲儿地以了解内情的得力助手那种单调的声音猛烈发问。继后他问我是不是师作战日志的保管人，我说是的。他要我把1968年3月的日志拿出来。我解释说，当时我不在师里。“把日志拿出来就行，”他说，“然后检查一下该月登录的内容。要是哪天击毙敌人的数目不同寻常就告诉我。”
我感觉他已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内容。我开始翻阅日志。翻了几页之后，有一条跳入眼帘。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个单位报告，在巴坦加半岛被击毙敌人的尸体数为128。在这场既磨人又严酷的战争中，一般不大有什么辉煌战果，这个数字算很高了。“请把这一条录进录音机。”调查员说。
至此，我的好奇心和警惕性都升腾起来。我请他允许我给师参谋长打个电话。“好好配合他工作。”参谋长斩钉截铁地说。调查员问我是否相信日志上的记载准确无误，我说一般是准确的。随后，在他准备离开时，问我是否认识E. 梅迪纳上尉。我回答认识，梅迪纳是我所管辖的战术作战中心的一名参谋。调查员说他下一步要去询问梅迪纳，说完就走了。对于他来的目的，我还是和他刚来时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直到近两年后，我才弄明白这次来访的前因后果。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地区服役，R. 皮尔斯中将在弗吉尼亚比弗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要求我前去作证。委员会要我描述一下1968年巴坦加半岛上的作战条件。我知道那地方如同地狱一般可怕，是一片崎岖复杂的地域，居住在那里的都是越共的同情者。法国人当年曾被逐出该岛，再没能进去。每次我们派部队前去，都能预料到后送医院将要做几十例外伤截肢手术。这些伤员都是由敌方游击队和农民同情者，包括妇女甚至小孩埋设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然而，上述这些都不能作为为1968年3月16日事件开脱的借口。原来，我到越南前3个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队开进南中国海海滨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领一个排将数百名老人、妇女、儿童，甚至还有婴儿从一个叫美莱的村庄驱赶进一道沟里射杀了。后来调查发现，卡利及其部下共杀死347人。我在日志里看到的那128名“被击毙”的敌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军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预谋杀人罪，判处他终身监禁。不过，在尼克松总统干预下，其刑期改为3年舒适的软禁。E. 梅迪纳上尉也受到了审判，他因准许打死约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非预谋的杀人罪，但后来被无罪释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调查员那天下午询问我的事，将以美莱大屠杀之名留在人们记忆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对头，美莱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罢了。因为这场战争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并非每个被任命为军官的人都是当军官的材料。同样严重的是，职业军士的人数因伤亡也在急剧减少，而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军队的基础力量，他们需要几年的军旅生活才能磨炼成才。为了能不征召后备役人员而打完这场战争，陆军在培养速成军士。我们称此类人为“速考军士”。找个二等兵，稍微训练一下，考验一两次，然后就宣布他是军士了。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肩负的责任远远超出其年龄和经验。有一些确实相当出色，令我佩服。然而，这么多未训练好的军官与军士加入部队，导致了士气、纪律和职业判断力方面的崩溃，导致了像美莱那样的恐怖行为，因为部队对似乎永无休止、鲁莽愚蠢的屠杀已经麻木不仁了。
第六章重赴越南(8)
我想起我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词“兵龄男子”。假如直升机发现一个穿黑色衣裤的农民，远远看上去有点儿可疑，那可能就是个“兵龄男子”。这时飞行员会作盘旋飞行并向他身前射击。他要是一动，其动作即被认为是有敌意的证据。下一个点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残忍吗？也许是的。但是，W. 普里查德中校，一位与我在盖尔恩豪森一起服过役的能干的营长，就在从直升机里观察兵龄男子时被敌人的狙击火力射死的。而普里查德不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作战的性质决定了你不打死别人，别人就会打死你。这便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
我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结束，单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成功的。作为少校，能在驻越美军最大的师里任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可谓一种殊荣。上级的鉴定对我评价很高，并授予我荣誉军团勋章。另外，格蒂斯将军为表扬我在直升机坠毁后营救过程中的表现还授予我军人奖章。这就是我的越南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想让自己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作为一名军人听从召唤，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愿地躺进士兵的墓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眼界的开阔，我大脑的另一部分开始比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经历。1962年，我是踏着原则与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后来却眼看着这块基石逐渐被含糊其辞、谎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蚀。我最初在盖尔恩豪森发现的极为有害的把戏，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时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拿“在敌对行动中阵亡”这样的用语来说吧。它抹掉了较为熟悉的“在作战行动中阵亡”一词明白无误的锋芒，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国内的亲人，不让他们知道在那些稻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毫无意义，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义者们才能觉出个中奥妙，那些在敌对行动中阵亡的可怜的人们是绝对感觉不到这毫微差异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均是以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名义投入战斗的。在越南，他们被翻新成了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为什么呢？“远征”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被运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两栖演习在北卡罗来纳海滩上就可以举行。我们除了欺骗自己之外，还能欺骗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