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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3岁的迈克从树上头朝地摔了下来。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处理后，医生让我们把他带回家，每小时唤醒他一次，以保证他能恢复知觉。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时，迈克要我们不必再看护着他了，他好睡会儿觉。琳达已长成一个严肃而善解人意、且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逐渐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我们的邻居都是些情况类似的家庭，同样多的孩子，同样的欢乐，还有同样的恐惧，因为一片可怕的阴云正飘拂在这片宁静而祥和的生活区上空。
哥伦布区是步兵之乡，数千名军官和士官出发去越南打仗时都把家眷留在这里。这时美军在越南每周的伤亡人数已大大超过100人。每当看到一辆黄色小汽车驶至一家门前，驾车人走下车时，人们便知道他是来送国防部电报的，本宁堡从此又要多一个寡妇和一家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送电报的做法虽非有意伤害人，但却非常残酷。随着伤亡人数上升，各军种后来想出了一个带有同情心的办法来传递这类悲惨的消息。由通报伤亡的军官亲自到阵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亲属，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报伤亡的军官通常系本地征兵人员，他们担当了军队内最难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过步校教学大楼时，听到在纽约市立学院时一个熟悉的粗哑声音说：“嘿，伙计!”我转身一看，原来是托尼?马夫鲁蒂斯，我在昆斯区的希腊裔伙伴。他也从后备军官训练团转入陆军正规部队，并且已去过一次越南，此时要来上我任教的训练班。托尼从此成了我家常客，孩子们尤其喜欢他。阿尔玛虽然外表斯文，但却很会看人，渐渐地也开始欣赏这位外俗内秀的人。
托尼的训练班快结束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志愿报名重返越南。
“急什么呢？”我说道，“很快我们都会再去的。”
“别哄我了，”托尼回答说，“要不是为了阿尔玛和孩子，你也会志愿报名的。”他说得一点不错，作为步兵，我们都认为越南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战争进行到这时，已经拖得太久，像我这样的步兵军官估计至少要去两次，直升机驾驶员可能得去3次。我重返越南战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托尼说是赶早不赶晚。
数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刚刚安顿好孩子们睡觉，忽听电话铃声大作。阿尔玛接了后说是找我的。电话是我在“潘兴步枪会”时一个战友打来的，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对方的话使我震惊：托尼?马夫鲁蒂斯阵亡了。我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询问详情。面对鞭长莫及的事，我们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托尼带领他的连队在热带丛林的小路上行进时，突然发生遭遇战，他当即中弹身亡。我把所发生的事告诉阿尔玛。我们坐在床边，凝目沉思，没有一句话。家里骤然间似乎变得空荡荡的。那个爱笑爱闹、热心肠的人刹那间就离开了我们，一时间我难以接受这一损失。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对阿尔玛说我们得谈谈。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在越战期间，我们竟在本宁堡生活了近3年。陆军显然在计划何时派我再赴越南。我说：“我不久可能被派往前线，你得对这事有所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阿尔玛的脸上呈现出她掩饰内心感受时那种木然的表情。我对她说，目前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我已具备上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资格。该学院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这所学院是职业军官生涯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高级训练班相当于学士学位，那么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就相当于硕士学位，而国家军事学院则代表博士学位。并非每个少校都有被选送到利文沃思学习的机会。被选中的机会只有50%。未被选中的陆军军官仍旧可以在军内继续服役，但一般说来升到中校就到顶了，只有极个别的能晋升到上校。但要晋升为将官，利文沃思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这时未被选去上学，我可以肯定将会再被派往越南。阿尔玛对此表示理解。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于是就安歇了。
第五章回家(9)
196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完课，便看到渴望已久的利文沃思录取名单贴在布告板上。我立即给阿尔玛打电话，听得出她声音里透着轻松。越南暂时可弃之一旁，我要去指挥与参谋学院上学了。
只要看美国男子开哪种牌号的车，对于他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大概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在我们那个时代，赶时髦的单身汉开“野马”车或“巡洋舰”车；新任丈夫开“大众”车；年轻父亲开旅行轿车。我们在本宁堡收拾行装准备开车前往利文沃思时，我正打算换下一种型号的车。6个月前，我伤心地看着一位叫M. 格斯特的先生把我心爱的蓝色“甲壳虫”小汽车开走了，卖了400美元。阿尔玛坚持认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因为钟情于原有的牌子和颜色，我很快把一辆价格公道、模样类似的车开回了家，但不是旅行轿车，而是一辆孩子们喜爱的蓝色“大众”牌面包车。阿尔玛开着它去过两次军人服务社后宣布说：“那辆破车得扔掉。”她不愿意坐着这样一辆二手面包车到利文沃思堡的军官俱乐部去。此后，鲍威尔家的汽车也像鲍威尔自己一样，从尉级升到了校级。我们第一次买了辆崭新的美国车——1967年型号的“贝尔艾尔”车，然后带着4岁的迈克尔和两岁的琳达向西部驶去，中途习惯性地到纽约昆斯区的艾尔迈拉大街绕了一圈。
我们终于来到密苏里州密苏里河上的美分桥畔。该桥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过桥仅需要付一美分，甚至到了1967年依然如此。过桥后我们进入堪萨斯州，来到利文沃思堡。我们没有直接去盖尔恩豪森时的老朋友“红脸”巴雷特替我们在利文沃思城郊找的花园公寓，而是将车停在营区的纪念堂旁边。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伸向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的一条绿草茵茵的谷地小路。开拓者们曾坐着平底船沿密苏里河而上，到这里后换乘牛拉的康内斯托加宽轮大篷车由陆路前行，走出了一条去圣菲和俄勒冈的路。我们脚下的车辙痕迹就是被这些西行的大车碾压出来的。感受过去总使我神往，浮想联翩，真希望我的孩子们早早长大，能在此处触摸历史的脉搏。利文沃思堡建于1827年。每天早晨去搞沙盘演习或去攻读军事史时，脚踏着聆听过G. A. 卡斯特、P. 谢里丹、D. 艾森豪威尔、G. 巴顿及其他传奇式军事人物的脚步声的道路，我总感到激动不已。
在此之前，我的视界仅限于几百人的步兵营。在利文沃思学习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视野提高到营级步兵军官之上，让我们理解更大的战争画面。我首次学习综合协调处理同炮兵、坦克兵、工兵、通信兵、军需军官的关系。这些人构成陆军的整体，他们的工作任务与观念就像会计师和牛仔那样有天壤之别，可他们必须学会相互协调。到课程结束时，即38周后，我们应学会如何利用铁路或公路调动兵力为1.2万至1．5万人的师，如何为其提供给养，如何为其补充武器装备，最重要的是，如何指挥它打仗。
尽管我在纽约市立学院的成绩平平，但在军校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是，利文沃思在学术上属于更高一个档次。在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学习时我的成绩是第三名，在这里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倒数第三名的位置。所以，我学习努力，完成作业认真。其时我已学会如何回答多项选择测验题了。由于这种题容易判分，据称也比问答题客观，所以陆军比较喜欢出这种题。我很会发现那种可以排除掉的凑数类选项和有意耍花招的错误选项，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两个可能正确的选项了。选对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这就要你动脑筋猜了。我们的评分标准为1至4分。1分等于优等。我各门课都是1分，而且还有时间搞课余爱好，尤其是玩金罗美牌。这种牌游戏是我跟一个叫J. 阿姆隆的捣蛋鬼学的，他是骑兵军官。对这个游戏，我像着了魔一样。每逢课间10分钟休息和一小时午餐时间，牌就拿出来了。不打金罗美的空闲时间，我都在垒球场上。尽管小时候玩球时表现得令人沮丧，在这里，作为长球击球员，我却名声渐起。
第五章回家(10)
1968年2月1日早晨，我走出卧室，把咖啡壶放在火上，打开电视看新闻。我一下子惊呆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美国兵正在美国驻越使馆的院子里战斗，南越部队则在位于西贡中心地带的总统府前面作战。在北越部队的支持下，越共对南越108个省府与区府发动了协同进攻。那天我去上课时，营区内笼罩着一片难以置信的气氛，好像肚子上猛地挨了一拳似的。此后几天的战斗仍很激烈，26天之后顺化才得到解放。其时，我曾呆过的可爱的古都已成为一片废墟，至少有2800人被敌人打死。这次战役是在春节前夜发动的。春节是越南农历新年，该战役在历史上便以此得名为“春节攻势”。
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看，春节攻势对越共和北越来说是一场惨败。他们的部队从其攻占的所有城镇中被击溃，而且损失极为惨重，估计其投入战斗的8．4万人中有4．5万人丧生。不过，137年前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仍然适用：“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