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科林·鲍威尔自传》第12章

　　米勒这种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有时并不符合条令规定，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当人们跌倒的时候，把他们扶起来，掸掸他们身上的灰尘，拍拍他们的背，推他们继续前进。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别的上司把我扶了起来。例如：在开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这个排的火车票弄丢了。我和全排的人搁浅在法兰克福车站，这时又是他们扶了我一把。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些难堪的事。现在写出来，也许会帮助年轻军官们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不会是毫无麻烦的一帆风顺。

　　驻德美国陆军的任务是扼守GDP防线，即“总防御计划”防线。这道防线自北而南纵贯福格尔斯山脉的富尔达峡谷，这一峡谷也是铁幕所经过的地方。我们师的每一门火炮、每一挺机枪、每一枝步枪、每一门迫击炮、每一辆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来抗击由这一峡谷蜂拥而来的俄国人。我们排负责防卫这防线上的一小段。为什么俄国人会来？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这个小尉官的事。当时冷战形势严峻。在那前一年，俄国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空间领域跃进了一大步。他们封锁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报复政策，那意味着控制发展常规力量，重点加强核力量。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我们常规武器不如俄国，只好依赖我们的核优势。对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线上我们兵力单薄，一旦俄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顽强战斗，抵挡一阵子然后撤退，观看核浩劫来临。

　　第二章我当了兵(5)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参加两位大学时好友——克里斯和多纳?奇泽姆——的婚礼，看望我姐姐那个新出世的小女儿莱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国之前，我们商量过结婚的事。如果结了婚，她打算留在纽约，把护士学校念完。我则返回德国，再干16个月，这对于新婚者将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一天深夜，我们在家里的地下室谈了很久。我小心谨慎地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却叫我吃惊。他认为我还不到时候。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从来不曾如此干脆地反对过我的想法。家庭的态度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旨意。休假期满，我返回部队，仍是一名单身汉。

　　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晋升，成为中尉。只要我服役18个月没出麻烦，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这一晋升。

　　我在德国时第一次亲自处理了一件军法问题。那一案件的由来是：美国陆军3名卡车司机在驾车返队途中开快车，把公路变成了赛车跑道，争相超车。这些车都是5吨卡车，其中一辆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大众”牌小汽车，撞死了里面的3个德国平民。上级指定我对这3名司机提出起诉，以杀人罪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那3名汽车兵请了一位文职律师为他们做辩护。

　　我从零开始，一头扎进这个案件，查清事实，钻研有关的法律。我还没有当过地方检察官哩。开庭那天，我走进审判庭的帐篷，尽管只是一名年轻的步兵中尉，还是沉着地对付被告的专业辩护律师。最后我的起诉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机的领队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时，我感到不但学了军法知识，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担任过领导工作。转入现役以后，我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然而，处理问题大多是按刻板的规定办事。到了这一次审讯，我几乎是头一回要自己动脑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独立思考。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头绪，再明确地有说服力地加以陈述。

　　在我早期的军人生涯中，除了这次办案，我还担负过几次临时任务。有一次，我被指定为全师手枪射击代表队队长，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还被抽调出去指挥一个仪仗队达两个月之久。我曾奉调到旅部当副官。这样调来调去，我担心自己会不会脱离正业。然而，上级给我的鉴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尔弗里德?莫尔斯上尉写的：“鲍威尔工作努力，坚定刚毅，办事妥善，能与各种级别的人打交道。他在军中有无限发展前途，应加速培养。”这时我才22岁，已经被“器重”了。这一鉴定使我有点飘飘然，可是6个月之后，又一鉴定使我落回地面。

　　一般的后备役军官都是很随和的，可是我碰见了一个例外。当时，我刚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营D连的连副，新连长尚未到任。当我们得知谁来当连长时，几乎引起一阵恐慌。他名叫威廉?C. 路易塞尔，西点军校出身，还在西点当过战术教官。连里有的年轻军官是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尔到任以后，果然名不虚传，强硬、苛刻、精明，有时几乎不通情理。

　　我在装甲运兵车的事情上尝到了路易塞尔的厉害。我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全连的装甲运兵车永远停放得当，要头朝山下，每辆车的左前角必须与另一辆车的右前角取齐，以便随时准备好一齐出动冲向红军。路易塞尔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用测量仪器检查车辆是否整齐，要是发现有一辆车一个角没有对准，我们就会被训斥得狗血淋头。

　　一天，我在值班室给本连一名军官打电话，因为着急而大声嚷了起来，恰好路易塞尔进来听见了。他把我叫到一边，狠狠斥责了我的行为。此后不久，我读了他给我写的鉴定，其中写道：“他脾气急躁，尚能努力控制。”这句话在外行人看来也许算不上灾难。但就鉴定用语而言，这是对我的严厉批评。从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这是我的鉴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的批评。路易塞尔把我叫去，让我坐下，又提起我打电话发火的事。他告诫说：“你对我或者对任何人都决不要那样耍脾气。那样耍脾气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如今，我仍然是急脾气，有时发火。但只要一发作起来，我耳边又会响起路易塞尔的告诫声音。

　　第二章我当了兵(6)

　　我给路易塞尔当副手期间，有一次目睹了一个可怕的情景，使我预先体验到一旦冷战点燃成为热战会是什么样子。那是1960年夏季，正好是发薪饷后那一天清晨。我们全旅开到格拉芬沃尔进行野外训练。官兵们被安排在600多个通用帐篷里宿营。我们连的大批人尚未到达。兄弟部队第十二装甲骑兵团是头天夜里来到，他们的帐篷里睡满了人，第二天凌晨尚未起床。

　　我刚刚跟另一个连的连副交换了食品，把换来的口粮送往我们连的餐厅，突然听见头顶上嗖的一声刺耳的怪音，我即刻明白那准是一颗打偏了的炮弹。霎时间，我呆呆地僵在那里，看见一枚8英寸口径的炮弹打中了第十二装甲骑兵团宿营地的一个帐篷杆，把一切抛向空中，爆炸声震耳欲聋，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寂。我赶紧扔下食品跑过去，只见一些被炸断的手、胳臂和腿飞落在我周围的地上。还有一些头天发饷领到的钞票飘洒一地。有几名军人跟我一起冒着刺鼻的硝烟冲向那个被炸毁的帐篷。我扯开一个睡袋，只见里面五脏六腑，血肉模糊。这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个人，伤得更多。后来查明，这一悲剧的起因是一门火炮瞄准时操作失误，那个炮兵营的营长和另几名军官都被撤了职。我原先看过上百部战争影片，还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场面能跟我目睹的那一惨象相比。

　　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本宁堡，基本上都是军官。到了德国的盖尔恩豪森，我才体会到陆军的根本在士兵。在第四十八步兵团，我们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士兵转。当时，大部分士兵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他们的教育程度一般比志愿兵高，有些人还上过大学，不难从他们当中挑选文书、会计或技术人员。这些义务兵入伍服役2年，然后返回他们的学校或工作岗位，跟妻儿或女朋友重新团聚。我们把这些兵叫做“圣诞节帮手”——他们来为国当兵，然后回家。他们不想找麻烦。

　　志愿兵的情形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人动机端正，许多人通过奋斗而升为军士，构成陆军的支柱。但另一些人却没有奋斗目标，有的人还是迫不得已而当兵，当时法官常常命令闯祸的人在坐牢或当兵二者之中作出选择。我遇见过一个18岁的志愿兵请求批准他跟一个德国女孩子结婚，因为他已经把她搞得怀孕了。当时，陆军不会轻易允许年轻的美国兵跟外国人结婚。他们往往是双方还不成熟，我们尽量让他们克制感情。直到70年代，上级才指示我们不再干涉士兵的婚恋，从宪法上说，一个18岁的列兵跟一个18岁的平民一样，有做蠢事的权利。当年来找我的那个18岁的列兵，显然已经跟他的德国姑娘提前度了蜜月，所以我告诉他，我将帮助他尽快办理结婚手续。可是事情没有完。他说他还申请批准他未来的岳母也一起移居美国，因为他也使那位女人怀了孕。这类情况该怎样处置，本宁堡的基本教程中可没有提到过。

　　在50年代，要处理一个调皮捣蛋的人或不称职的人可费劲啦，要办成堆的公文，花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竭力说服自己：要改进领导作风，让浪子回头。可是，守规矩的士兵看到犯规的人不受惩罚，甚至犯法的人还逍遥法外，这对总的军心士气影响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