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34章

　　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它在国家倒霉的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现在国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数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是这样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却并不这样看。他不是个轻易气馁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时机。1925年冬季几个月里，他在慕尼黑提尔契街41号顶层一套两小间的公寓里，重理旧业，夏天来了以后，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抚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狱之灾和目前的时运晦暗，只有加强了他的决心。在铁窗后面，他有时间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错误，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存在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德国。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他[113] 结束了《我的奋斗》第1 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2 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唤他在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和作为这种事业的支持的哲学——Ｗｅｌｔａｎｓ 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供世人思考。这种哲学，不论如何荒诞不经，但是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蓝图对于大多数20世纪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德国的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逻辑。它展开了一个远景。它为德国历史指出了一个继续的方向，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它指出了完成德国光荣使命的道路。

　　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1925—1931年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70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 ，到1927年增加到122%. 失业人数在1928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65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1925年增加了20% ，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4 年前高10% 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118]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1928年5 月20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在国会491 个席位中只占了12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1924年的600 万张选票跌到了400 万张选票，议席从103 席减少到73席。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28年选举中增加了125 万张选票，总数达900 多万，在国会中占153 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10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1928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108000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1924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 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 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一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 ｌ19] 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4000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

　　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这次大会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以后要实现两个目标。

　　一个目标是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个目标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他还在监牢里的时候就把这种新策略解释给他的一个部下卡尔·卢台克听。“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他在出了兰德斯堡监狱后即向巴伐利亚总理保

　　证，从此以后，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

　　但是，2 月27日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再次露面时，群众的热烈情绪还是使他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发言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

　　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一个被剥夺公开发言权利的希特勒就等于是一个失败了的希特勒，正如一个拳师在拳击场上被铐住了双手一样无能为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