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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4.120.53, 23.244.120.53;0;pc;3;磨铁文学
接下来的事，就是商鞅负责起草所有的新法令。这些法令涵盖之广、力度之强，远超过山东诸国的变法。
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众价值观，使秦国在国号未变、政治框架未变的前提下，完成了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基座，不再是子承父业的老世族，而是广大的地主、自耕农及城市平民。
商鞅变法的实施，也使青年君主嬴渠梁从一位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蜕变成了一位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本已走向没落的奴隶制秦国，后来居上，一跃而为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新兴地主国家。
更多的草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无数上升的管道已经打通。
这就是变法之后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动因。
商鞅变法，是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大革命。
尽管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颇有非议，但他在描述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掩盖不住历史本身就富有的激情。
在新的法令起草完毕后，为树立新法权威，商鞅搞了一次耸人听闻的“市场推广”，效果极富戏剧性。
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个故事只有寥寥数语：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
人情世态，呼之欲出。我们不得不叹服古汉语之精炼！
商鞅搞的这套“南门徙木”的把戏，据说是有所本的。早在商鞅之前，魏国的改革家吴起就干过一次。吴起在镇守原秦河西之地时，为取信于民，就在郡城南门外竖起一木，说谁能扳倒它，谁就能得官做。一个“二愣子”一把推倒大木，于是就得了个“长大夫”的官职（见《吕氏春秋·慎小》）。
长大夫，上大夫也，为大夫爵位中最高的一级。这次苦力，出得真是值啊！
如此，商鞅把变法的舆论造足后，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变法。
在这里，我们要先破除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革命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也不等于就是革命。商鞅的革命，就是通过行政执法的力量，彻底改造这个国家的既存制度与道德。
据考证，商鞅变法是从秦孝公六年开始的，前面的6年未动，是为酝酿期。变法共进行了18年，至秦孝公死为止。
商鞅所制定的法律，蓝本就是李悝的《法经》。李悝的《法经》有六篇，是集春秋末期各国法典之大成而编定的。商鞅据此细化、扩展，改称《律经》。
“律”这一概念，是从秦始，实际上就是“礼”的意思。
商鞅变法是伟大的，但究竟伟大在哪里？它如何就抓住了秦国的痛点？为何就能成功推行？
固然它依靠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如若不是顺应了潮流，也是万万不能见效的。
自战国形成“七雄”并存以来，有些知识分子已看到了未来“天下定于一”的趋势，某些君主也做过这个梦，可是列国的实力不分上下，争斗的结果可能是长期迁延下去，最后谁也吞不了谁。那样的话，中原就可能是七个国家并存，征战连年不息。
可是农耕经济对大水利的要求、对息战（和平发展）的要求，是历史最深层的驱动力，它驱使其中必有一国，要在国力和军事能力上高出别国一大截。
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完成“定于一”的重任。
商鞅变法，就是来做这个的。
无论是36年前的所谓“批儒评法”，还是当下的电视剧《大秦帝国》，都没能说透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商鞅何以能那样地意气风发？
要弄明白商鞅变法的要窍，首先要弄明白商鞅施政纲领的核心，那就是“重农重战”。商鞅主张税收公平，奖励垦殖，使百姓乐于种地；还主张“重刑少赏”，使百姓不敢犯法，只能乖乖服从政令。
他推重农战，贬斥儒术和商业、手工业，认为知识分子、商人和手工艺人都是投机取巧者。他说：一千个农夫里边，要是有一个人干上了这些，一千个人就都会怠惰。人们之所以从事这些“末流”，就是为了“避农战”。人民要是都偷懒，那收成怎么能不少？兵力怎么能不弱？
有了粮食，有了兵，秦国自然就能打恶战，破六国，进而底定天下。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捕蛇者，他只打七寸，别的不问。
他实施的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鼓励检举。把居民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编组，凡是告发奸人的，与杀敌斩首同赏，不告发的要腰斩。旅店收留无证者，旅店主人与奸人同罪。
二、禁止私斗，奖励公战，以军功授爵，废除世袭爵禄。他推出了一整套新的爵位等级制——二十等爵，按爵位高低，分别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官职、俸禄。从此全社会以军功大小来定尊卑贵贱。公族宗室的“铁饭碗”完全废除，宗室没有军功的，开除宗室籍，与平民无异。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开荒。凡生产模范者，可免税、免劳役。凡从事末流或因懒惰致贫的，罚没为官奴。
四、禁游说之士，焚烧《诗》、《书》。商鞅焚诗书，是先于秦始皇开了焚书之先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儒家思想“（效）法先王”的主张与变法冲突，所以干脆不要传统的意识形态，以法律取代之。同时废除知识分子，以官吏取代之。
如此力度的改革，必然触及贵族集团利益，所遭遇的反弹异常强烈。据载，变法之初，栎阳城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物议如沸，群情汹汹。
老世族的特权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怎能甘心？
知识分子忽然变成非法游民，他们怎么服气？
秦国执法历来严苛，这些失意者不敢与新法对抗，就唆使年幼的太子嬴驷故意犯法。
商鞅早知道，“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原本想狠狠治太子的罪，但考虑到太子是嗣君，不得施加刑罚，就下令对太子傅（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对另一位太子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脸上刺字），处罚他们的连带责任。
自此，秦人都知道这个左庶长不好惹，全都低首下心地服从新法，没有敢犯法的。三年之后，新法畅通无阻，百姓也纷纷称便。但是，商鞅毕竟是一个精英分子，他的法律有利民的一面，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本人对百姓其实并不在乎。
有老百姓当初说新法不便，而后来又跑到商鞅面前说新法是便利的，商鞅都极为厌恶，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小民。”于是全部把他们迁往边地。这一来，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如何了。
法令如何，是国家事，与民无关，不用你们多嘴。
商鞅明白：于公于私，他要的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威权。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强邻魏国，与赵、齐等国征战不休。秦国趁机搞了几次偷袭，出兵击魏。大约是变法后秦民变英勇了吧，几次偷袭，回回得手。
秦孝公八年，魏国正倾全力围困赵都邯郸，秦军趁机突袭魏国的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拿下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商鞅升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最高的官职，兼领文武，相当于三晋所设的相，后世因此也称作“商鞅相秦”。
这一年，魏国正与齐国激战，秦孝公令商鞅领兵包围了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守军举城而降。
第二年，商鞅又领兵突袭魏国的固阳（今地不详），魏守军又降。
秦国当时的高官，文武不分，商鞅带兵打仗是分内的事，后世不大提他这方面的功绩，虽然不算太大，但却没有败绩，可见他治军也还有一套。
变法进行了一轮之后，秦孝公和商鞅考虑到要消化一下成果，且对保守势力的抵制也有所顾虑，所以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没有新的举措推出。
到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集中的变法，主要内容是：
一、开阡陌（田间小路）平封疆。过去实行井田制，阡陌就是公田和私田之间的标记，封疆则是奴隶主封邑的边界。现在把这些标记统统铲平，完全废除了井田制。铲平的地方视为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
二、普遍建立县制。全国共设四十一县（一说三十一县），实行县、乡、里三级管理体系，各级主官直接由君主任命，完全取消了原先的贵族封邑，形成完备的官僚机构。这与前期秦国在扩张中的“灭国设县”有很大区别。
三、移风易俗。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居，流行的是原始的“血婚制”，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新法禁止此类陋习，强制百姓建立自己独立的小家庭。
四、统一度量衡、统一赋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一种铜家伙，是称粮食用的，叫做“商鞅方升”。
就在这次变法的同年，秦国正式迁都至咸阳。
魏国此时迫于秦、赵的军事压力，已拟将都城向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秦都东迁，落脚在渭河北，着眼点还是便于东进。
连续两次集中变法，大有收效，据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战，乡邑大治”。
这时候的秦国，蛹化为蝶，已完全成了一个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现代国家”，将奴隶制国家残余基本清空。
青年商鞅到这时已年近不惑，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实验成果，他也许常常抚髭大笑。这笑声，在历史的最高点上回荡，空旷而无回音。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寿命很短暂，只有几十年就会消失。能力也很有限，离开十五步远，就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可是，一个人只要有了超前的思想，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切入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他就可以获得强悍而永久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商鞅的思想可以走多远，能达到何等广大的疆域，能延续到何其遥远的后世？
没有商鞅，130多年后那个叫嬴政的小子，想建立一个北抵阴山、南至象郡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没有商鞅，150年后那个叫刘邦的无赖亭长，想建立一个为民族、为文字、为语言永久命名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商鞅的笑是史上最孤独的笑。唯一能够感觉到他究竟做出了何等功业的，大概就只有33岁的开明君主嬴渠梁了。
秦孝公为何如此开明，是因为他是青年吗？是因为他是超人吗？都不是。历史人物的动机，根源还在“利益”二字上。
嬴渠梁即位的时候，刚过弱冠之年，戴上了成人的帽子，他就是再聪明过人，也不可能有预知两千年的智慧。
他的奋起自救，是看到了秦国如果不变，就有衰落的危险。
父亲秦献公在石门大捷中曾夺回部分河西之地，但在渠梁即位后不久，魏惠王就派名将庞涓攻秦，秦军战斗不利，连都城栎阳也被庞涓攻破。渠梁被迫把都城迁回旧都雍城，以避其锋。原已夺回的河西之地，也尽都丧失。
嬴渠梁终于清醒了：秦国虽已复振，但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变，仍是无法伸展，甚至有走向灭亡的可能。
作为一个个体，嬴渠梁不愿跟着没落的制度灭亡，于是选择了身份转换，不想再代表原来的那个阶级了。
正因为他想跳槽，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正因为他不想为旧制度殉葬，所以才对商鞅无条件地支持。
比如，迁都咸阳，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这个决心的，还是嬴渠梁。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旧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世族，变法阻力过大。只有到咸阳去，才有可能痛痛快快地建立起通畅的官僚体系。
对于变法，秦孝公是真诚的，商鞅也很真诚。孝公对于这位知己，是一定要实现他当初的一个诺言的——“分土”。
他要给来自山东的知识分子卫鞅一个封邑。
他要给卫鞅以至尊公族般的待遇。
这就是——“商君”。
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19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
在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辉煌了以后，也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其间并无科学的逻辑关联，就这么回事。
商鞅的事业，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大成功，他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他是把“法”看得太神圣了。所有的“法”，都是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世上本没有抽象的法律或者法制。他当初考虑要处罚太子驷，就是太过于天真了。
变法是对嬴渠梁有用，所以嬴渠梁才支持，而变法如果要伤及嬴渠梁的法定接班人，那就成问题了。
世上固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前者只是理想，后者才是现实。
理想主义者商鞅，在这里犯下了大错。
他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了劓刑，公子虔是什么人？
公子虔是嬴姓宗室，是“造父封赵城”这一支赵氏的后代。秦贵族以氏为姓，故应称作“赵虔”，而不是“嬴虔”。
秦孝公让他和公孙贾分别担任太子傅、太子师，可见公子虔的地位之尊贵。
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慎重。商鞅坚持要施以肉刑，那就无异于为自己终局打了一个死结。连秦孝公都很尊重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去触碰？
另有一说是，商鞅第二次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那就更值得商榷了。这新法已是推行了10年，秦民大悦，变法再无阻力的时候，还有必要割掉公子虔的鼻子“杀鸡给猴看”吗？
太子驷是秦孝公所钟爱的儿子，也是法定接班人。太子驷故意乱法的时候，还是一个幼童，为何非要处罚他的师傅以示惩罚？古代的君王政治，从来就是“家天下”，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比这个更高。那么欲给太子驷加罪，最难堪的是谁？
再说，嬴渠梁生前可为商鞅挡住任何滔天洪水，但却管不了死后的事。“割鼻子”事件深深触痛了太子驷，这是商鞅为自己打下的第二个死结。
他忘记了他的卫国老乡——改革家吴起的命运。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魏武侯猜疑，不得已去了楚国，受到楚悼王器重，被任命为相。吴起在楚国严明法令，裁汰冗官，废除较疏远的公族，照样是大刀阔斧。然而，楚悼王一死，满怀怨恨的贵族就发动叛乱，射杀了吴起。
这事情就发生在商鞅赴秦之前30年。
前车之鉴，可以忘乎？
站在历史巅峰的商鞅，可能想不起这些。他的目力所及，是下一个更辉煌的成功。
据《商君书》透露出来的思想，商鞅的治国理念，有浓重的军事主义色彩，他认为解决战斗力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他对百姓的管理，是“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 ”（《商君书·外内》），也就是说，通过赏赐使百姓不怕死；通过严厉的统治，使百姓不贪生（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
在这种极端化的治理下，秦民不贪生不怕死，秦军的战斗力肯定是大大加强了。
那么秦国马上就面临自穆公以来未能完成的东扩计划了。
东扩，目标之敌就是强盛的魏国。
在秦孝公七年，魏国为对付韩、赵等国，曾经向秦国示好，魏惠王还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有过一次会盟。
虽然在会盟后，发生过上述秦国三次偷袭魏国的事件，但魏国一直无力西顾，等到魏国渐次摆平了东、北方，秦国才感觉形势不妙。于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双方再次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秦国乖乖归还了偷袭得来的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双方暂时无事。
但是商鞅始终清楚，秦的“心腹疾”就在于魏。他对秦孝公说过：“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他认为，如果魏国得势，它就会“西侵秦”；如果魏不得势，那就是我们收复河西的机会了。
商鞅的判断没有错。到秦孝公十八年，魏国彻底腾出了手来。这时，魏国已是超级强国，“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魏惠王联合了十二诸侯，去朝见天子，要跟秦国算偷袭的总账了。
据《战国策·齐策》里苏秦的说法，当时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但是商鞅并不恐慌，他与秦孝公商量：“魏国现在势大，令行于天下，跟随他们的人太多。以秦一国，去应对大魏联盟，恐怕不行。请君上派我出使魏国，我必有败魏的妙招。”
商鞅见到魏惠王之后，先把魏国的力量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大王所联合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不过都是任凭大王驱使的小喽啰，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取燕、东伐齐，这样赵必然跟你们合伙；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然跟你们合伙。大王要是有伐齐、楚之心呢，则天下都跟你合伙，您的王者大业也就成了。您还不如先称王，然后图谋征伐齐、楚。”
这番话，魏惠王果然听了受用，于是不再图谋伐秦，而是立刻“去侯称王”，过起了天子的瘾。魏惠王称王后，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会盟，邀请宋、卫、邹、鲁等国，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官前往，尔后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此事激怒了韩国，对魏惠王的会盟进行抵制。魏惠王于是派庞涓联合赵国伐韩，包围了韩都新郑。韩求救于齐，齐立刻派兵来救，军师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膑。
孙膑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设伏，死死困住了魏军，万箭齐发。魏将庞涓仰天大叫一声“遂使竖子成名”，之后拔剑自刎，魏太子申也被齐军生擒。魏惠王无奈，只能向齐国求和。
魏惠王上了商鞅的当，自食苦果。秦孝公二十二年，也就是马陵之战的第二年，齐、赵又与魏国交兵。
天赐良机终于到了！
商鞅就在此时，奉奉孝公之命，要来取河西之地了。
魏惠王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贸然称王，只换来了一群强敌。齐、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秦军又来趁火打劫，魏再次陷入腹背受敌之境。
咸阳城门大开，黑旗之下，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率雄师五万东进。
魏国这边，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问如何御秦。
公子卬进言道：“商鞅昔日在魏时，与臣是朋友，臣曾向大王举荐他，但大王未用。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讲和，如若不许，臣将固守城池，再请援兵。”
群臣都说这办法可以。魏惠王就封公子卬为大将，也率兵五万来救西河，进屯吴城。吴城，是当初吴起在河西时所筑的，修城的目的就是用以拒秦，坚固可守。
秦军到了河西边境，就把累累连营扎在了狼牙山下。
秦、魏两国的这一仗，大有可观——
无论是将，还是兵，都是棋逢对手。
但是，魏国来的是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
秦国方面呢，商鞅治国有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领兵打仗，尤其是这种堂堂正正之阵，究竟能行否？内行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商鞅自变法以来，行事似乎就有天助，这次他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窍。
他与公子卬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正如公子卬所说，商鞅的游魏岁月，处处都有公子卬的影子！
既然是旧相识，那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是要“杀熟”。
公子卬全然不知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自己，只按当初部署，先礼而后兵。
他正欲修书送往秦营，劝商鞅罢兵，却不料守城将士来报：“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现在城外。”公子卬命人把信使用绳子拽上来，启开书信细读。
那信的意思是说：“我与公子您相处甚好，情同骨肉；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怎能忍心起兵，自相残杀？我意欲与公子您相约，各自抛弃兵车、卸下甲胄，相见于玉泉山，痛饮一番。公子如肯同意，就约个日子吧。”
那公子卬也不想想商鞅在秦发迹靠的是什么，竟相信友情可以战胜利益，读罢竟大喜，拍案道：“吾意正欲如此。”于是厚待使者，写了一封回信。
公子卬说：“相国不忘往昔之谊，给秦、魏之民以安泰，这正合我意。三日之内，请相国定下日期，敢不听命？”
商鞅吃准了公子卬会被打动，一见回信，冷冷一笑：“吾计成矣。”
于是他又派人入城订日期。所派的使者对公子卬说：“我军前营已撤，打发先回国，只等我相国会过主帅，全军便拔寨尽行撤走。”来人还给公子卬捎来了商鞅送的旱藕、麝香，传话说：“此二物为秦地所产。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旧情，永以为好。”
公子卬在魏国位极人臣，平日感觉太好，见了商鞅这番表示，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把敌人也给征服了，于是不疑有诈，写了回信答谢，订下了相见的日子。
秦军大营立刻传出军令，由公子少官率领，前营先撤至狐岐山和白雀山，将士皆放假，打猎改善伙食。
秦军前营这一动，公子卬更是满心欢喜：友谊不可以战胜功利吗？否。眼下就是一例！
到了约定的相会之日，一大早上，商鞅的使者就到了吴城城下，大声吆喝：“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随行不满三百人。”
公子卬听了，抹不开面皮带着大队人马去，便也用车载了酒食，还有一个乐队，乘车赴会。他所带的随从护卫，人数上与商鞅相当。
魏军300人旗帜华丽，车马辚辚，迤逦往玉泉山行去。
那玉泉山恰在狐岐山和白雀山两山之间。这是什么样的险地，公子卬就敢昏头昏脑地闯去？
看来，人如果蠢，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相信了某些过时的废话。
春秋已是无义，到战国更是礼崩乐坏，哪个成功者是以信而立？商鞅固然有“南门徙木”的优良诚信记录，但那是为了哄本国老百姓守法的，而对敌方主帅，诈还诈不过来呢，要诚信又有何用？
出发前，有一个名字叫“错”的裨将，苦苦谏道：“秦乃夷狄，素无信义，请不要去。”
公子卬说：“以往，我与商鞅二人，都在已故相国公叔痤手下做事，商鞅有大志，但大王不能用其材，我甚惜之。商鞅要走，我赠给百金，拿去贿赂秦臣景监，他才得见秦伯。商鞅既受我大恩，怎能欺于我？”
从这个道理上说，商鞅如要骗公子卬，确为不仁不义之至，但这只是两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两人关系是与两国关系搅在一起的，那就大不同了。
裨将错见主帅迷糊，又再三劝谏，公子卬不听，坚持要去会盟。
商鞅在玉泉山下相迎，满脸是真诚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