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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走后，接待员拿起电话拨通了号码。
“他刚走。”
“你怎么处理的？”
“我按你的吩咐做的。我非常友善。他想要的我都给他看了。”
“他要的是什么？”
她如实说了。
“他如何反应？”
“他打听波尔图-布列斯特的路怎么走。”
电话断了。接待员缓缓放下电话。她突然间感到胃里发空。她完全清楚，在波尔图-布列斯特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降临到他头上的命运，同其他造访这个北巴塔哥尼亚一角的客人是一样的。这些人都是来找人的，他们找的都是些不想被找到的人……她并不为他感到难过，说真的，她觉得他是个傻瓜。说什么基因学研究，这么笨拙的故事，他以为能骗得了谁？他以为他是谁啊？这是他自己的错。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一向如此，总是喜欢自找麻烦。
此时大门开了，一名身穿背心裙的女子走进大堂。接待员微笑着抬头看去。
“需要帮忙吗？”
他们顶着刀割般的烈日走回酒店。加百列向基娅拉翻译了讣告的内容。
“这里说他于1913年生于上奥地利，曾经是位警官，于1938年入伍，加入国防军，参与了同波兰和苏联的战役。这里还说他曾因作战勇敢而两次得到勋章，其中一次是由希特勒亲自颁发的。我想在巴里洛切这一条是值得夸耀的。”
“那战后呢？”
“1963年他来到阿根廷之前的事一个字也没有提到。1963年后他先在巴里洛切的一家酒店工作两年，后来又在波尔图-布列斯特的大农庄找到份工作。1972年他从主人手里买下农庄，自己经营，一直到他死。”
“这一带还有他的亲人吗？”
“根据这篇讣告，他从未结婚，也没有在世的亲属。”
他们回到了雪绒花酒店。这是一座瑞士风格的度假屋，斜坡房顶，同湖边相隔两条街距离，面临着圣马丁大街。加百列当天早晨在机场租了一辆车，是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他请停车场的管理员帮他把车开出车库，随后走进大堂去寻找乡村交通地图。波尔图-布列斯特的位置同日报社女子所指示的一样，就在湖对岸，接近智利边境。
他们沿着湖岸公路出发了。离开巴里洛切后，道路的状况愈来愈差。许多时候，湖水都被茂密的森林遮挡着。有时候，加百列转过一道弯，或者当林木突然变得稀疏一些，湖景就会短暂地在他们下方出现，那是一片蓝光，一闪而过，迅速消失在树木构成的围墙之后。
加百列绕过湖泊的最南端，暂时放慢了速度，仰望一群巨大的秃鹰，盘旋在塞罗-洛佩兹峰的上空。接着他驶上一条单车道的土路，穿过一片灰绿荆棘和灌木覆盖的光秃高原。在高原草甸上，零星矗立着桃金娘树，顽强的巴塔哥尼亚绵羊成群结队地享用着肥美的夏季水草。从这个距离向智利边境望去，只见一道道闪电在安第斯山诸峰上划过。
他们到达波尔图-布列斯特的时候，太阳已落下，宁静的村庄被阴影笼罩着。加百列走进一间咖啡馆问路。吧台侍者是位小个子男人，生了一张红润的脸蛋。他走到街上，用一连串指点和手势向加百列指明了道路。
就在咖啡馆店堂内，一张靠近门的桌前，修表匠正喝着一瓶啤酒，望着街上的这段问答。眼前这个黑色短发、灰白鬓角的矮个男子他是认识的。坐在四轮驱动副驾驶位子上的是个黑色长发女郎，她会不会就是在罗马将一颗子弹射入自己肩膀的那一位？这也无关紧要了。即使不是，她也活不了多久了。
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丰田车的驾驶座上，疾驶而去。吧台侍者回到店内。
修表匠用德语问他：“这两位要去哪里？”
侍者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了他。
修表匠喝完了最后一口啤酒，将钱留在了桌上。即使是最小的动作，比如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币，也会使他的肩膀烧灼般的痛。他走到街上，在凉爽的晚风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缓缓向教堂走去。
圣母山教堂坐落在村庄西边一侧的边缘，是一座刷着白浆的殖民地式教堂，天井左侧有一座钟楼。教堂正面是一座石铺的庭园，两棵法国梧桐投下巨大的树荫，周围是铁质的围栏。加百列走到教堂的背面。墓地依着平缓的山坡铺展开去，尽头是松树修剪成的一排矮墙。上千块墓碑和纪念碑在丛生的杂草中摇摇欲坠，犹如撤退中的残兵败将。加百列立定片刻，双手叉腰，一想到要摸黑在墓地游走一番，寻找奥托·克里布斯的墓碣，心头难免感到沮丧。
他走回到教堂正面。基娅拉正在庭园的阴影中等着他。他拉了拉教堂的沉重橡木门，发现没有上锁。基娅拉跟着他走进去。阴凉的空气拂上他的脸颊，同时，他嗅到了自离开威尼斯后就不曾嗅到过的香气：那是蜡烛、焚香、木器、霉菌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这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堂的气息。这里同威尼斯卡纳雷吉欧区的圣乔凡尼礼拜堂多么不同啊。没有镀金的圣坛，没有大理石柱，也没有高耸的拱顶和宏伟的圣坛画。一座凄惨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悬在朴素寡淡的圣坛画上方，一列祭奠的蜡烛在圣母像前柔弱地闪烁着。中殿一侧是蒙着污垢的玻璃窗，它们在昏昏的暮光中已经失去了光彩和颜色。
加百列犹豫着走过殿中央的走廊。就在这一刻，一个黑影从教堂的副室里钻出来，大步走上圣坛。他在耶稣受难像前顿了顿，又屈膝一拜，然后转身面对着加百列。他是个瘦小男子，穿一条黑裤子，一件黑色短袖衬衫，佩着神父领带。他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鬓角已经变得灰白。他的面庞英俊，肤色很深，两颊泛出些许红润。两个不速之客出现在教堂，他似乎并不惊异。加百列缓缓走近他。那神父伸手与他相握，又自我介绍说他是鲁宾·莫拉莱斯神父。
“我的名字叫雷内·杜兰，”加百列说道，“我来自蒙特利尔。”
神父对此点点头，似乎对海外来客早已习以为常。
“我能为您做什么，杜兰先生？”
加百列将当天早上在巴里洛切日报社所采用的说辞又说了一遍一一他来到巴塔哥尼亚，寻找一个男人，据信此人是他母亲的兄弟，他的名字叫奥托·克里布斯。加百列说话的时候，神父交叉着双手，用一双温暖和蔼的眼睛望着他。这位神父同多纳蒂大人、教会里的官僚专家、神学院院长德雷克斯勒主教这类人一比较，实在太不一样了。加百列对他感到很抱歉，因为自己对他不够诚实。
“我非常了解奥托·克里布斯这个人，”莫拉莱斯神父说道，“我得遗憾地说，他绝不可能是你要找的那个男人。你看，他没有兄弟姊妹，也没有任何家人亲属。还没等他创造好条件娶妻生子，他就……”神父的声音哑了下去，“我该怎么说这话才妥帖呢？他就不再适宜涉足婚姻了。岁月消磨了他。”
“他有没有对你谈及过他的家人呢？”加百列顿了顿，又道，“或者，谈及战争？”
神父扬起了眉毛：“我是听他忏悔的牧师，杜兰先生。在他生前我们讨论过许多事情。克里布斯先生，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男人一样，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破坏。他也做过一些举动，让他深深地为之羞耻，他也在寻求赦免。”
“你向他提供赦罪了吗？”
“我向他提供了宁静的心灵，杜兰先生。我倾听他的忏悔，我令他自惩以得救赎。在天主教信仰许可的范围内，我帮助他做好准备，让他的灵魂面对基督。不过，我作为一名乡村教区的普通牧师，有没有能力救赎那些罪呢？连我自己也不敢确定。”
“我能问问你们都讨论过哪些事情吗？”加百列试探着问道。他知道他踏入了敏感的神学领地，而对方的回答又是他所期待的。
“我和克里布斯先生讨论的许多事情都是保密的忏悔。其余的又属于朋友之间的私密分享。我现在向你透露这些谈话内容是不合适的。”
“可是他已经过世二十年了。”
“即使是死人也有隐私权。”
加百列的耳边响起了母亲的声音，那是她的见证录的开篇：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
“也许这些内容能帮我判定这个人是不是我的舅舅。”
莫拉莱斯神父露出一个友善的微笑：“我是个单纯的乡村牧师，杜兰先生，可我也不是个彻底的傻瓜，我对教区里的居民也很了解。你真的相信你自己是第一个来到这里假装寻亲的人吗？我非常确定奥托·克里布斯不是你的舅舅。我也不太确定你是不是来自蒙特利尔的雷内·杜兰。现在，我要失陪了。”
他转身要走。加百列扶住了他的胳膊。
“至少，能否在你走之前带我去他的墓碑？”
神父叹了口气，然后抬头看着蒙垢的玻璃窗。窗户已经变成了黑色。
“天黑了，”他说，“等我一会儿。”
他走下圣坛，消失在副室之中。片刻后，他再次出现，身穿一件褐色防风衣，手持一只大号的电筒。他领着他们走出一道侧门，接着走过一条教堂和宿舍之间的石子路。道路的尽头便是墓地的门。莫拉莱斯神父提起了门闩，接着扭亮了手电筒，将他们带入了墓地。加百列走在神父的身边。狭窄的甬道上杂草丛生，基娅拉紧跟在后面。
“你主持了他的葬礼弥撒吗，莫拉莱斯神父？”
“当然。事实上，我必须亲自安排一切。没有别人能做这事。”
一只猫从一块墓碑后溜出来，在他们面前的甬道上停下来，在神父手电光照下，它的眼睛反射出黄色的光。莫拉莱斯神父嘘了一声，那猫便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
他们走近了墓地一端的树木。神父向左转，带着他们穿过齐膝高的野草。这里的道路太窄了，没法并肩行走，于是他们走成了一条直线，加百列让基娅拉抓着他的手，扶着她。
快走到一列墓碑尽头的时候，莫拉莱斯神父停下脚步，将手电向下摆成了一个45度角。光束落在一块简朴的石碑上，碑上有奥托·克里布斯的名字。上面写着他生于1913年，死于1983年。在名字的上方，一块磨损的椭圆形玻璃下面，贴着一张照片。
加百列蹲下身，抹掉一层粉末状的灰尘，审视着那张脸。显然这是他去世前很多年拍摄的，因为照片上是一位中年人，大约五十岁的年纪。加百列只能确定一件事情：这不是埃瑞克·拉德克的脸。
“我料想这不是你的舅舅吧，杜兰先生？”
“你能确定这照片是他本人吗？”
“能，当然能。我自己找出来的，在一个存有他私人物品的保险箱里。”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看看那些东西？”
“它们早不在我手上了。即使在，我也……”
剩下的念头没有完全说出口，莫拉莱斯神父就将手电递给了加百列：“我要失陪了。你自便。我没有手电也能找到路。麻烦你出去的时候把它留在墓地大门边。很高兴见到你，杜兰先生。”
说罢，他转过身，消失在墓碑之间。
加百列抬头看基娅拉：“这里本该是拉德克的照片。拉德克去了罗马，以奥托·克里布斯的名字取得了红十字会的护照。克里布斯于1948年去了大马士革，接着于1963年移民阿根廷。克里布斯在这个地区向阿根廷警署登记注册。这个应该是克里布斯。”
“也就是说……”
“有别的人去了罗马，假扮拉德克。”加百列指着墓碑上的照片，“是这个人。是这个奥地利人去了神学院，向胡德尔主教寻求帮助。拉德克还在别的地方，很可能此刻仍然躲在欧洲。否则的话，他为何不遗余力地躲藏？他想让人相信他早就死了。如果有人还想找到他，他们就会依着线索从罗马到大马士革，再到阿根廷，然后发现没有找对人——奥托·克里布斯，只不过是一个酒店打工的，攒了一辈子钱，才在智利边境买下几英亩农庄。”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基娅拉说，“你无法证明路德维格·沃格尔就是埃瑞克·拉德克。”
“我们一步一步来，”加百列说，“让一个人消失哪有那么容易。拉德克必定有援手，一定还有其他人知道内情。”
“是啊，不过他还活着吗？”
加百列立定不动，望着教堂的方向。钟楼已经变成了一幅剪影。接着他发现有个人影穿过碑林正朝他们走来。起先他以为是莫拉莱斯神父，接着，人影走近了些，他认出那是另一个人。神父又瘦又小，此人身形健壮，脚步急促，轻捷地走下墓碑之间的坡道。
加百列举起手电筒，向对方照去。他朝那人脸上短暂地瞥了一眼，紧接着，那个男人就伸出一只大手挡在面前。他秃了顶，戴着眼镜，双眉是灰黑色的。
加百列听见身后有响动。他转身将电筒照向墓地边缘的树木。两名黑衣男子从树丛中奔跑着蹿出，手里都擎着便携式冲锋枪。
加百列再次将光束对准了穿过碑林的男人，只见他正从夹克里抽出武器。紧接着，很突然，枪手停步不前了。他的目光没有停在加百列和基娅拉身上，而是盯上了两名来自树丛的男子。他静止不动站定了不到两秒钟一一接着，他放低了枪口，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加百列再次转过身的时候，两位手执冲锋枪的男人只有数英尺远了，正奋力奔跑着冲上来。第一人同加百列撞在一起，将他撞倒在墓地的硬土地上。基娅拉伸手护住了脸，却也被第二名枪手撞倒在地。加百列感到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正卡住他的嘴。接着，袭击者吐出的热气又喷进了他的耳朵。
“放松，艾隆，你和朋友们在一起了，”他说着美国口音的英语，“别给大家找麻烦。”
加百列将那只手从自己嘴上掰开，望着那袭击者的眼睛：“你是谁？”
“当我们是守护天使吧。那个向你冲过来的男人是个职业杀手，他正打算把你们两个都杀了。”
“那你们要把我们怎么样？”
两个枪手拽着加百列和基哑拉站起来，带着他们出了墓地，走进树丛。
第三部 灰烬之河
27
阿根廷，波尔图-布列斯特
树林从墓地边缘向外铺展，沿着陡然下降的坡地，坠入空空洞洞的黑沉谷底。他们艰难地顺着陡坡向下爬，在树丛间择路而行。今晚没有月光，一团漆黑。他们走成了一条直线，一个美国人在最前面，加百列同基娅拉跟在后面，最后是另一个美国人。两个美国人都带着夜视眼镜。他们的身手，在加百列看来，是士兵里的翘楚。
他们来到一处隐藏得十分妥帖的小小营地：黑色的帐篷，黑色的睡袋，没有篝火，也没有野炊的锅灶。加百列不知道他们来到这里监视墓地有多久了。不久，从他们脸颊上的胡须就能判断。四十八小时，也许更短。
美国人开始收拾东西。加百列再一次提问，想确定他们是谁，为谁效力。迎接他的是疲倦的微笑和冷冷的静默。
他们花了几分钟时间就拆除了营地，并且将一切痕迹都打扫干净。加百列主动要求替他们扛一包行囊。但美国人拒绝了。
他们又开始走路。十分钟后，他们站在了谷底河床的岩石上。一辆藏匿在迷彩帆布和松枝里的汽车正在那里等着他们。那是一辆老旧的路虎，前盖上载着备用轮胎，后面载着备用燃料罐。
美国人指定了座位的分配，基娅拉坐前面，加百列在后面，一支枪指着他的腹部，以防止他突然对营救者失去信任，做出什么事情。他们在河床上行驶数英里，涉过浅水，然后开上土路。又继续前行几英里后，他们来到一条通往波尔图-布列斯特的公路。美国人向右转，朝安第斯山脉方向驶去。
“你在朝智利的方向去。”加百列说道。
美国人都失声笑了。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边境：一名卫士在砖砌的岗哨里打着寒战。路虎穿过关卡并不减速，驶入安第斯山，朝太平洋方向而去。
在安库德湾的北端坐落着蒙特港，这是个旅游胜地，是游轮航线的停靠港。在城镇外有一座机场，跑道的长度足以起降一架湾流G500型行政专机。路虎车到达的时候，恰好有这样一架飞机正等候在停机坪上，引擎轰鸣着。一位灰色头发的美国人站在机舱走廊里。他欢迎加百列和基娅拉登上飞机，又隐晦地自我介绍，说他叫“亚历山大先生”。在坐上舒适的皮座椅之前，加百列问他们要飞去哪里。“我们回家，艾隆先生。我建议你和你的朋友好好休息一下。旅程会很漫长的。”
在巴里洛切的酒店房间里，修表匠拨通了维也纳的号码。
“他们死了吗？”
“恐怕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
“实话实说，”修表匠说道，“我他妈的一点也不知道。”
28
弗吉尼亚，普莱恩斯
谍报安全密室位于弗吉尼亚一座马球场的一角。在这里，与财富、特权形成反差的，是南方农村的严峻现实。通往密室的路上下起伏，曲折迂回，两侧是破败的谷仓，院里停着破旧汽车的隔板平房。建筑物前有一道大门，它警告着人们这里是私人产业，却掩藏了一个事实：严格地说，这里其实是政府设施。车道是一条石子路，右侧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左侧是一片牧草地，周围围着篱笆木栏。这道围栏在当地工人中还曾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因为他们把工程包给了一家外地公司。牧草地上养着两匹枣红马。根据情报局的风趣说法，它们也要接受一年一度的测谎仪甄别，以便确定它们有没有倒戈，无论倒向哪一边。
这幢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位于整个马球场的顶端，高耸的大树环绕在它周围。它有一个紫铜色的屋顶和双门廊。里面的家具既简朴又舒服，容易激发合作精神和战友之情。友邦的情报界同行们来此逗留，那些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也会来到此地。最近来的一位是个伊拉克人，曾试图替萨达姆造一颗核弹。他的妻子原本指望住在著名的水门大厦，她在此期间始终苦苦地抱怨，他的儿子们还在谷仓放了把火。这里的管理员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终于走了。
当天下午，新雪覆盖了牧草地。在有色玻璃的过滤下，原本就丑陋的乡村风景更是完全失去了颜色，在加百列眼中，它就是一幅炭笔素描。亚历山大原本闭着眼睛斜倚在座位上，现在突然醒过来。他深深地打了个哈欠，瞥了一眼手表，然后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发现表上的时间设置有误。
是基娅拉首先发现了那个秃顶的、哨兵一般的身影。只见他正站在楼上门廊的栏杆前。后座上的加百列倾倒了身子，向上探望着他。沙姆龙举起了手，在空中停了片刻，然后转身消失在房子里。
他在正门的门厅迎接了他们。站在他身边的是一名单薄的男子，身穿羊毛开衫和灯芯绒裤，卷曲的灰发，灰色的胡须。他的一双棕色的眼睛很沉静，他的握手冷淡而简短。他看起来像位大学教授，又或许是位临床心理医生。然而他两者都不是。其实，他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副主任，名字叫作阿德里安·卡特尔。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不过，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他绝少有高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