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仰脸看天:“哈!见怪不怪的红藏人!”他把重音放在那个红字上面。
“你晓得你变得奇怪了吗?”
“哈!我奇怪了?你们见了那么大世面还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吗?”
就是这样,那个日新月异的镇子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爷爷领着我离开聚集的人群。他是紧攥着我细小的手臂把我拖走的,一直走到村边的磨坊跟前。这个季节,没人磨面,小路上长满了茸茸的细草。引水木槽中的水冲在挡水板上,晶莹透亮像扇子一样溅开。水放出光芒,照亮了爷爷的脸。要是他笑,肯定十分好看。可他绷着脸,水光就在他脸上化成一张青幽幽的东西,有点怕人。爷爷那时还叫我的藏名:“多吉,你不想跟我来吧?”
我摇我的小脑袋。
他的声音变得甜蜜了:“那你就是想跟着爷爷了。”
我点头。
“你看水,多漂亮。”
我就说:“水。漂亮。”
去过刷经寺镇的人回来说,政府就要派人来到村子里建一所学校,而且是汉文学校了。爷爷兴奋得不能自禁,说:“真的吗?真的吗?”他搓着手指很好的手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是确实的消息,村里已经在替未来的学校寻找地方了,最后定在村里那座不知什么年代筑起的几十公尺高的古碉里。在故乡,山脊、河谷、村寨四处都耸立着这种八扇六角直人云端的碉堡。碉堡四周除了几个窄小的枪眼,就什么都没有了。碉堡像一根巍蛾的石柱,谁也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何时何人所建。现在,人们也不用它打仗了,高高的碉楼就成了野鸽和红嘴鸦的巢穴。碉堡里每一层楼板早就垮掉了,村里人每年要进碉楼收一次肥力很足的鸟粪。现在,男人们在原来铺楼板的地方铺上楼板再加一层天花板。这样就在原来有十好几层的古碉的二楼上有了一间教室。起初,上到二楼的楼梯是一根木头上砍出几茬斜口做成的。村里都用这种楼梯。爷爷说:“学校的楼梯不是这样。”人家有些不满,说那你来做一架给我们看看。
“我不会做,”爷爷忍不住撇撇嘴角,“我会画个样子,你会做吗?”他挑衅似的把脸转向手艺最好的木匠。
木匠嘎托垂下了眼皮,信心不足地说:“你画出来了我看。”
“笔!”爷爷大咧咧地说。
爷跪在地上,伸手就在一块刨光的白木板上画起来。看来他是要画一条直线,但却画成了一条波浪。人们哄笑起来。爷爷仍然固执地画着,耳朵和后颈窝红彤彤的。结果,乱画一气,画了个什么连他自己恐怕也认不出来。木匠嘎托说:“我手艺不好,这种曲里拐弯的东西我可做不出来。”
谁也料不到爷爷就势一头撞在了木匠的肚子上面。木匠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知是因为痛苦还是愤怒,木匠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爷爷呆了。父亲恨恨地一眼又一眼盯爷爷,同时也握紧拳头做好了替爷爷打架的准备。
而爷爷偏偏拧着头对父亲喊:“你恨我干啥!咹!儿子可以恨老子?”
爷爷确实太可笑了。不要说别人,就是躺在地上的木匠也大笑起来。
我哇一声,哭了。
爷爷身子像风中的枯草一样战抖,“好,好,”他莫名其妙地在原地转着圈子,“你们晓得我是外乡人,好,好。”男人们可受不了这种话。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欺负一个孤立无助的人,他们只是在笑一个有点自以为是的自负的老头罢了。他们立即不笑了,他们就此记住,这个老头不是因为脾气而古怪,而是因为是个异乡异族人而显得古怪。
爷爷突然感到了寂静,令人尴尬的寂静。他把那件人们以前也曾十分敏感后来又渐渐淡忘的事情挂起来了,只有我的哭声在高高的碉楼下飘荡。阳光不时把高处绕着碉楼飞翔的鸽群的影子投在脚前的地上。
“X!”爷爷用一个谁也不明白意义的音节对我一声断喝。这是他第一次当着人使用汉语。他的脸涨红到和常到村边来戏耍的猴子的屁股一样。爷爷和这些猴子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爷爷宣称不出三天就要画出楼梯的样子,就从人群中逃开了。
我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
那个时候也正是现在我所任教的这所民族学院建立的时候。围墙一修,就把好几座已被打倒、被剥夺的有钱人的公馆围了起来。现在,我就住在这样一个公馆的小楼的狭小房间里。每天上楼,木板楼梯都嘎嘎作响,牵动整个楼面轻轻晃动。我的父亲说:“我上去了,你再上来。”父亲髙大肥胖,他爬上楼来,说:“你爷爷当年就是依这种楼梯画的样子?”回到这幽暗的地方,父亲在街上的火气也消失了,他说:“咳,他以前肯定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还说爷爷难怪要跑到故乡那地阔天远的地方。父亲从他的见识,他的逻辑出发,用怜悯的眼光盯住我:“命啊,他逃开了,你又回来。”
和我亲爱的古怪的爷爷生活过那么些年,我还会对什么奇怪含混的思维感到奇怪呢?院墙外面正在建一座立交桥,打粧机夯砸的声音让这座小楼摇晃。我不向父亲解释爷爷来到我们村子的年代这种楼梯遍布有汉人的每一个地方,也不解释以前居住在这种楼房的人不是只有这么一间,而是整整一幢。我只要让父亲怜悯我,只要他因此而心里好过。我这个年纪,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已不需要父母之爱了。再说,我从来就把爷爷当成父亲,不仅是精神上,而且觉得血缘上也是一样。
爷爷,爷爷!我喊着奔向他。他回过身来看我一眼,嘴角虽然紧闭,但隐含着笑意。爷爷又转身晃荡着手臂往前走了。他经常是这样,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什么的手不背起来,不抄在胸前,也不插进衣裳里一个什么地方,就总是显得无所适从,叫人看了心里难受。
小时候,我问过好多人,老师,父亲,村里的其他人:“手不要一个地方吗?”这个问题跟“小兔子不要一个妈妈吗”这样的问题是一样的。可人们茫然不解:“什么?手,还要一个地方?”
“手不是长在肩上吗?”
“手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吗?”
只有奶奶,她把额头顶住我的额头:“啊啊,孩子,你爷爷叫你小脑袋长了多少东西啊。”
奶奶用抚摸过罂粟花的手堵住我一只耳朵,然后把干枯的嘴唇凑到另一只耳朵眼。老太太使劲吸气。耳膜痛得我尖叫一声。奶奶说:“啊啊,好了,那些怪念头吃到我肚子里去了。”
奶奶在阳光下脱去皮袍两只宽大的袖子,整个上身就赤裸着了。她的乳房不是干瘪瘪地垂到肚胳那里,而是缩小到几乎没有了。
晚上,一家人在一起议论上学的事情。以前认字的人都是和尚和喇嘛。村里男人出家都是到那个新建镇子的寺院去,舅舅就在那里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父亲是老实人。老实人就把那句人人都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为什么要教孩子们学习汉文,不学藏文?”
父亲望着爷爷。爷爷咕了一口痰。父亲还是那样憨厚地望着。
“藏文?”爷爷说,“学了藏文能做什么?”
“学了汉文又能做什么?”
爷爷被问住了。他也许想自己就学过的,又能做些什么。但他觉得那些齐刷刷投向他的询问目光具有挑衅性质,这肯定对他的尊严和一种伟大语言的尊严提出了挑战。于是,他一梗脖子:“当上等人!”
一家人都悄悄地笑了。父亲还在嘟哝:“上等人?学藏文当喇嘛不一样能当上等人?”
爷爷说:“要上汉文学校了。”他摸摸我的头:“该给他取个名字了。”
“多吉不是有名字吗?”
“那是名字吗,姓都没有,能叫名字吗?”看到爷爷额头上青筋绽起,父亲就不再言语了。爷爷得寸进尺:“我要给他取个汉名,有名有姓!”边说边看家里每一个人,而每个人都避开他的目光。于是,他就把身子转向我,他手放在我的头顶,就像活佛为人加持时一样。他慈祥的目光顷刻间就变得十分严厉了:“听着,我要叫你的新名字了,你上学的名字。”之后,爷爷挺胸收腹,严厉而又亲切地叫道:“亚伟。”
我一下回不过神来。
“亚伟!”
爷爷又叫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新名字了。对不懂汉语,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语言的耳朵,这两个低沉抑制的音节是多么的空洞而又古怪啊。因此我还是不能马上回答。
这时,奶奶叫我了:“多吉。”奶奶的声音恰好和爷爷的严厉相反,万分柔媚。以后,即使从情人口中,我也没有听到过自已的名字有这么甜蜜。
两双老人的眼睛都定在我嘴上了,他们愤怒的眼神由希望到失望。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幼小的身体就感到了一分为二的痛楚。我用双手捧住脑袋,两个声音就在我小小的脑子中厮打。
亚伟。
多吉。
亚伟。
多吉。
多吉——亚伟——亚伟——多吉!!
抱住我的还是沉默寡言的妈妈。妈妈是另一篇故事才能细说的:妈妈是村里最丑的女子,丑到有时叫我也感到害怕。奶奶却是最美丽的女人,奶奶注定在年轻时追求新奇与神秘,所以投向了爷爷的怀抱。而父亲不爱母亲。父亲也是个漂亮的男子汉,但因为爷爷的缘故,我们家因此不是血统纯粹的家族,而且门第也不高贵,所以父亲就只有娶下村里谁也不要的姑娘了。而我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完全是爷爷的长相,小小年纪我的脸上就显出忧伤的味道。我孤独的眼中燃烧着轻蔑的火苗。
那天,我没有回答爷爷。从此,他就经常用怨恨的口气说,他的一生好多祈求都未得到应答。奶奶却一言不发,她低垂眼皮,轻轻掸掉裙子皱褶里的积尘,脸上泛起赌像般的安详光芒。
爷爷有一个古怪的姓:宇文。
他很孩子气地告诉我这种姓十分稀少。他说在这只有青稞牦牛和喇嘛的地方,我的姓都是独一无二的。
“爷爷,姓是什么?”我问。
他想了好半天,就生起气来了。遇到这种问题他总以为是人家存心叫他难堪,一难堪他的脸就会像公鸡愤怒时的肉冠一样变得通红。他挥挥手说:“好了,好了,用汉话说你听不懂,用藏话我又说不来。”
说完,他转身往前走。一走动,那双手就从刚才有力的挥动中颓然垂下,晃晃荡荡,无所依凭了。
我追上去问:“为什么要姓少的姓?”
“尊贵。”
“为什么?”
“金子比铁少,金子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