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衣被词人——屈原

　　王愿坚又走了，走进了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去了，但他并未消失，他把他的字迹、业迹和足迹留在人间，留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的记忆里。他的业迹可能不为人知，他的足迹也会被浪潮冲去，他的字迹却永远是清清楚楚地。

　　我第一次看到王愿坚的字迹是在五十年代的中期，看到了他的小说《七根火柴》和《党费》，当时就很敬佩。从小说来想像王愿坚，一定是个老作家，一个老红军；及至见到时突然一变：一个青年军官，腰杆笔直，武装整齐。

　　三十四年之前，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作者会议，山东的王安友是华东小说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两个一看名单，有王愿坚作为部队的代表来参加华东小说组的讨论会，我们都很高兴，在‘掌握’会议时特地请王愿坚发言。

　　当年的王愿坚好像不善于辞令，但是讲话的态度极为认真，一席话讲完之后额头上出汗，那是我们还穿着棉袄的时候。我记得他的发言决不是三言两语，是详细地叙述他是怎样广泛地收集资料而凝结为短篇小说的。听起来好像是介绍经验，实际上是在说明一个问题：非直接经历也是可以写成小说的。这话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多余，《三国演义》决不是诸葛亮写的。但在那时有一种议论，认为写小说必须写自己的亲身经历，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虽然写得好，但是这种方向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他没有参加过长征，又不是老红军。王愿坚不敢公开反对这种理论，又要说清楚问题，那是何等的吃力！一般的人都以为王愿坚写的是革命题材，处境十分顺利，其实不然。作家是个光荣而沉重的职业，没有鲜花和美酒乱飞。

　　待到与王愿坚重逢时，已经跌跌爬爬地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后重逢，也是在各种会议之间，这时候我们都学会了一种‘会意法’，交谈时只用三言两语，大家便能心领神会，许多事情都同属一个规律，如此这般而已。

　　直到一九八二年，愿坚夫妇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来苏州访问，我们畅游了一番之便小饮畅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相互交流了若干年来大概的经历，仰天长嘘之后便向前看，他说他想好好地写点儿东西。所谓好好地写点儿东西是作家之间的一句行话，意即写长篇，因为若干年来大家都觉得没有好好地写过东西。

　　我听了以后很高兴，我相信中国的军事文学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没有那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的战争磨练。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果能好好地写出来的话，决不亚于《三国演义》。王愿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磨练与素材的积累，他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他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有职务、公务和事务，就是没有整块的时间务正业，正业只能当作私活来处理。王愿坚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他要把公私分清。

　　我乘着酒兴口出狂言：“管它的，你到苏州来，找一个别人找不到你的地方，写出再说，又能怎么的？”

　　王愿坚笑笑：“好的，我来，一定来。”

　　这以后老是不见他来，倒是常在北京见面，见了面他总是说：“苏州好啊，我总有一天要来的……”

　　人人都说总有一天，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愿坚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他带着他的愿望走了，带着他的长篇巨著走了。我不能说他的长篇一定是部伟大的作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凭他的经验、刻苦、斟辞酌句和执着的追求，他想好好地写出来的作品决不是凑数的，他从年轻时开始，就不想在数量上追求。

　　王愿坚的不幸去世，为活着的人留下了悲伤和倜怅，同时也留下了箴言：“以我为鉴呀，朋友。别老是以为来日方长，总有一天……”

　　知道了，愿坚，请你安息。

　　199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