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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这的确不是文学。关于其他一切都可以争论。因此，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是不是得争论一番呢？”
“这是怎么回事？”伊拉困惑地想道，“她的表现就像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问嫌疑人一样。她这是怎么了，忘掉自己是在参与电视节目了吗？真可怕！”
“我们是不会争论的，”乌兰诺夫立刻接上了话茬，“让我把我的话重新表述一番吧。您的书主要被人们在地铁里、在路上、在电车上读，说明人们读它们是为了消遣，为了消磨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这，难道您就不觉得委屈吗？”
“那您自己在地铁里也读书吗？”塔姬雅娜问道。
“我？”乌兰诺夫显然慌乱了，“我已经好久不坐地铁了。”
“您有车？”
“是的。”
“那您是从哪儿得知，一般说旅客读的是什么书的呢？”
“是人们告诉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亲爱的，您的轻信是会害了您的。”塔姬雅娜宽大为怀地说道，“任何时候不要相信您没有亲眼见过的事。因为我与您不同，常常坐地铁，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旅客们读的书很杂，其中包括一些很严肃的读物。从教科书到专门参考书，从《圣经》到《古兰经》。您是怎么看的，一位先生，当他得知一个人每分钟空闲时间都在读《圣经》，以便能多读一页上帝的学说，这先生是不是会感到委曲呢？”
“也就是说您把自己摆到与至高无上者同等的地位了，因为人们抓紧每一分钟空闲时间在读您的书？”乌兰诺夫突然发起了进攻。
伊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甚至连呼吸也停止了一秒钟。“瞧这个恶棍，”她心想，“好一个恶棍啊！”
“您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塔姬雅娜的脸上写着真诚的惊奇，甚至就连伊拉也深信不疑了。
“您刚才不是说过，旅客在地铁和车厢里读您的书和《圣经》吗？”
我没说过这话。读《圣经》，这是事实。至于带着我的书的人，我没见到过。您见到过吗？
“对得很！”伊拉赞许地想道，“好样的，塔姬雅娜！每天都有人向我报告，今天在公交车上见到多少拿书的人。我甚至有时都和她做个比较，是谁看到的，是她还是我，可乌兰诺夫刚才还说过，说他不坐地铁，所以对此无需反驳。他如今也不好说是从谁那儿听来的了，塔姬雅娜已经谴责过他太容易轻信了。当她说她才不怕什么乌兰诺夫不乌兰诺夫时，或许她是对的。侦探工作，这对您可太有用了。怎么样，乌兰诺夫，吃了亏了吧？这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
“可您并不能否认侦探小说远非哲理小说。为什么国民近几年中对轻松读物那么热衷，而对复杂作品却不屑一顾呢？您难道不觉得，总体文化和教育水准的下降，促使文学中的下层繁盛，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甚至就连对此根本无准备的作者，也能靠它出名吗？”
“我们不要把一切都归在一堆里说，我同意，侦探小说不是哲理小说，正如《扎波罗什人》不是《菲拉里》一样。可这又是哪儿哪儿呀？我们不会放过《扎波罗什人》而一古脑排成整齐的队伍跑着去看《菲拉里》里？《菲拉里》当然声誉更高，也更好，可总是有什么人干脆就不喜欢它的造型的。比方说我吧，我就不喜欢。”
“您喜欢《扎波罗什人》吗？”乌兰诺夫狡猾地点头问道。
“不，我喜欢马克拉兰。但这仍不足以说明我愿意坐这种车。我喜欢看这种车，它的造型令我赏心悦目，但这种车却根本不是为了像我这么一个怀孕的、已不年轻了的女人制造的。”
从乌兰诺夫的脸上，伊拉看出，他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于是就胜利地笑了。当然了，他怎么会明白呢，他弄不好连马克拉兰这样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呢。这是他咎由自取，他本不该扯什么《扎波罗什人》的。关于车，塔姬雅娜·奥波拉兹佐娃无所不知。就连专家都不知道的，她也知道。伊拉记得，塔姬雅娜曾经好几次不得不调查外国车倒卖方面的财务问题，而她一旦做起什么事来，总是很投入的。
“我们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塔姬雅娜又说道，倒好像她是主持人，而乌兰诺夫不过是她请来的嘉宾似的，“为了能结束这一问题，我要说，我认为，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有权当众讨论文学，其中包括所有艺术作品的等级和品质问题。但如您这样那就侮辱了绝大多数人，他们有自己的口味，可能这趣味与您的有所不同。假如您个人不喜欢侦探小说，那我倒愿意来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听听您个人对体裁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我的书有什么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您有权认为具有不同见解的人趣味低下。所以我现在在听您说，亲爱的。侦探小说，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书，有什么地方令您不满意呢？”
伊拉觉得十分好笑起来。紧张感过去了，她明白，塔姬雅娜已经彻底控制了局面，掌握了谈话的进程，随心所欲，而不是像乌兰诺夫想望的那样。
“那好吧，既然您认为谈论趣味问题不大体面，”乌兰诺夫迷人地笑着说道，“让我们谈一谈您吧，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
“这条毒蛇又溜跑了，”伊拉懊恼地想道，“或许，他是因为没话可说了吧，因为他这辈子连一本侦探小说也没读过，因此即使他想说也没词儿。他就像一个鹦鹉一样只会学舌，就只记住了一条真理：侦探小说是文学的污水池，不值得以认真的理性来对待，是只有在路上才会受人尊重的二流文学。而您就会到处说，以炫耀您那精深的趣味。可实际上，您根本就不懂得侦探小说。”
“您已经写了15部书，可根据您的小说拍摄的电影，我还没看过。为什么电影家对您的作品没有兴趣呢？”
“是谁告诉您说他们没有兴趣呢？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大得很呢。”
“这么说，最近我们有希望在荧屏上看到您的侦探小说了？”
“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负疚地摊开了手说，“没机会呀。最近几年您不会看到任何电影改编本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愿改编我的作品。更何况，我确切知道，一位莫斯科制片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工作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想要就我的作品改编一系列电影。改编权他还未得到，工作是地下进行的，如果电影问世，我会向法庭起诉的。我希望，这位制片人现在能听见我的话，从而能采取一切措施，以免事后发生任何不快。”
“可您为什么反对改编呢？一般说所有作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荧屏上获得第二次生命，这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被人误解，但我可以给您举出许多例子，许多很有才华的作家写的作品，根本就不适合改编为电影。您不要争，比方说，海明威无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我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看到他小说的改编本，尽管他写得绝不能说少。当然了，我这绝不是在把我和这么伟大的大师比较，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要看一看我的小说改编本的愿望呢。尽管，我再重复一遍，电影人对我作品的兴趣是很大的，一个比一个更优惠、一个比一个更有趣的提议，都快把我烦死了。”
塔姬雅娜说得不慌不忙，眼睛望着乌兰诺夫一动不动。她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自己在摄影开始前半小时说的话，现在在等待着他如何作出反应。慌张？生气？大笑？要知道是他本人一直掌握着这段激情洋溢的独白，以便能“吃了”塔姬雅娜呀，而她却下流地、无耻地、微笑着偷走了他喜爱的、业已准备好的武器，原因只在于他对它未能好好看护。
但乌兰诺夫却并没有慌张，他毕竟是个职业电视人，而塔姬雅娜也充分考虑到了他的优势。
“可您能否哪怕说出哪位在地下制作您小说的电影改编本的制片人姓名呢？”
“可以。他姓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
“这样一来，只要电影一上市，您就要向法庭起诉吗？”乌兰诺夫进一步问道。
“是的。”塔姬雅娜肯定地说。
“那法庭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会缴获所有的拷贝。当然了，已经卖掉的，会留在那些买录像带的人的手中，但其余部分将会被缴获，或许所有的将被销毁。”
“好吧，朋友们，”乌兰诺夫不是看着塔姬雅娜，而是直视着摄影机说道，“您只要一看见有卖根据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就请赶快把它买下来，趁为时不晚，也就是说，趁作者还没向法庭起诉。如果您不买下它，原则性很强的女作家会把所有拷贝都销毁了的，而您也就永远也看不到这么出色的、其史前史带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闹剧性的电影了。谢谢您，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而我要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说一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每星期五次同大家见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17：40分开始。明天将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当我们的嘉宾，与他的谈话将告诉我们许多有趣和出乎意外的事。我们期待着您的观看。再见。”
摄影师做了个手势，表明可以站起来了。塔姬雅娜遗憾地想到，她的时间又太不够了。她完全忘了，她是在做直播，她和乌兰诺夫的争执，全国甚至包括远近的邻国也都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