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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子气。我看了起来：
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人根本不顾人类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少钱，但他充耳不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
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好几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舞给索拉博看。你应该见到他笑得多么开心！我们两个常常走上山顶的墓地。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坐在那儿的石榴树下面，念着《沙纳玛》的故事？旱灾令山上变得很干，那株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树下，我给他念《沙纳玛》。不用说你也知道，他最喜欢的部分是他名字的来源，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够自己看书了。我真是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幸运的父亲。
阿米尔少爷，拉辛汗老爷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时候，我见到他袖子上有血迹。他消瘦得厉害，亲爱的法莎娜给他做米饭和蔬菜汤，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但他总是只吃一两口，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是出于他对亲爱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为这个令人敬爱的男人担忧，每天为他祷告。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医生了，奉安拉之名，他会带着好消息归来。亲爱的法莎娜和我告诉索拉博，说拉辛汗老爷会好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只有十岁，对拉辛汗老爷十分敬爱。他们两个很要好。拉辛汗老爷过去经常带他去市场，给他买气球和饼干，但他现在太虚弱了，再也做不来。
后来我常常做梦，阿米尔少爷。有些是噩梦，比如说梦到足球场上挂着腐烂的尸体，草地血迹斑斑。我会很快惊醒，喘着气，浑身大汗。但是，我梦到的事情多数是美好的，为此得感谢安拉。我梦到拉辛汗老爷身体好起来了。我梦到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呢。我梦到花儿再次在喀布尔街头盛开，音乐再次在茶屋响起，风筝再次在天空飞翔。我梦到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喀布尔，重访这片我们儿时的土地。如果你回来，你会发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
愿安拉永远与你同在。哈桑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次，把信纸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钟。我把它们放进口袋，“他现在怎样？”我问。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几天。”拉辛汗说，“离开之前我用宝丽莱拍了这张照片。到达白沙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喀布尔邻居的电话。他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我离开之后不久，有个谣言迅速传开，说一个哈扎拉家庭独自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豪宅里面，大约是塔利班放出的风声。两个塔利班官员前来调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诉他们，他跟我住在一起，虽然有很多邻居作证，包括打电话给我那个，但他们指控他说谎。塔利班说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样，是骗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离那座房子。哈桑抗议。但我的邻居说那些塔利班的党羽觊觎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么说来着？——是了，就像‘饿狼看见羊群’。他们告诉哈桑，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们会搬进来，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议。所以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看着他举起一面镜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个房间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即将死去。
接着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一个男人穿着人字型背心，将他那把俄制步枪的枪口抵在哈桑脑后。枪声在我父亲房子那条街道上回荡。哈桑扑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报的忠贞生命，像他以前经常追逐的断线风筝那样，从他身上飘走。
“塔利班搬进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说，“他们托词赶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人，杀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当成自我防卫，宣布无罪。没有人说一句话。我想主要是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但也是因为，不会有人为了一对哈扎拉仆人去冒什么风险。”
“他们怎么处置索拉博？”我问。我觉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一阵咳嗽袭击了拉辛汗，持续了好长时间。当他最终抬起头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血。
“我听说他在卡德帕湾区某个恤孤院里面。亲爱的阿米尔……”接着他又咳起来。咳嗽停止后，他看上去比刚才要老一些，似乎每声咳嗽都催他老去。“亲爱的阿米尔，我呼唤你到这里来，因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这并非全部。”
我一语不发。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带到这里。”他说。我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词汇。我还来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实。
“请听我说。我认识一对在白沙瓦的夫妇，丈夫叫约翰，妻子叫贝蒂?卡尔德威。他们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来的钱，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慈善机构。他们主要收容和抚养失去双亲的阿富汗儿童。那儿又干净又安全，儿童得到很好的照料，卡尔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他们已经告诉我，欢迎索拉博到他们家去，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说真的吧？”
“儿童都很脆弱，亲爱的阿米尔。喀布尔已经有太多身心残缺的孩子，我不希望索拉博也变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尔，我不能去！”我说。
“索拉博是个有天分的小男孩。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这里的人们会爱护他。约翰老爷是个善良的人，贝蒂太太为人和善，你应该去看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儿。”
“为什么是我？你干吗不花钱请人去呢？如果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出钱。”
“那和钱没有关系，阿米尔！”拉辛汗大怒，“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不想被侮辱！在我身上，从来没有钱的问题，你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是你？我想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去，是吗？”
我不想明白他话中的机锋，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就为了……”我停住不说。
“你知道吗，”拉辛汗说，“有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爸爸和我在说话。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记得他对我说，‘拉辛，一个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我在想，难道你变成这种人了吗？”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满足一个老人的临终遗愿。”他悲伤地说。他把宝押在那句话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这仅是我的想法。他话中带着模棱两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说些什么。而我，这个房间里的作家，仍在寻找合适的字眼。最终，我吐出这样的句子：“也许爸爸说对了。”
“你这么想让我很难过，阿米尔。”
